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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留言


·张承志·

  日本是一个古怪的国度:数不清的人向它学习过,但是后来选择了与它对立的原则;数不清的人憧憬着投奔过它,但是最终都讨厌地离开了它。它像一个优美的女人又像一个吸血的女鬼;许多人则深爱之后,或者被它扯入灭顶的泥潭深渊,或者毕生以揭露它为己任。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其中太深的东西。
  百年以来,两度侵略战争过后,尽管那么多的亲日派还活着,尽管一代代地在青年中被培养出了那么多的媚日派,做为中国的基本舆论和心态的一个外现,是人们对日本的普遍的反感。今天,简单地说,我欣赏中国人对日本的这种反感,哪怕是嘴上的不服气。
  这不科学,也不认真,但是多少有着一点正义。
  是否应该认真一些地归纳一次呢?我觉得应该也有必要。如果对于一个国家的认识只是昔日的仇恨,如果对一个扩张的殖民主义传统只是反感而已,那么肤浅的反感是可以只隔一夜就变味的。从偏激地排外,到媚骨酥软失节卖国,其间只隔着一层纸。从挨人欺负而膨胀起来的狭隘民族主义,到对内大汉族主义对外大国沙文主义,也只有一步之遥。在批评人家的时候,特别是当这不是牢骚和取笑攻讦,人家也不是一个鸠山而是一个民族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应该学会严谨。
  但是放弃批评更危险。半个世纪后的事实证明,蒋介石宣布放弃索要日本的战争赔款时的名言,即所谓“以德报怨”,是错误的。在今天日本的传播媒介几乎言及中国必怀讥讽,日本的许多人提起中国语必不恭。不是为了自尊,而是为正义,可能有几件事值得一提。


  我也相当长期地在日本滞留。所以用滞留这个词,是因为日本希望外国人只用这个词来表示他们的居日。根深蒂固的对岛国之外一切的恐惧,使日本的极其善良的国民总是小心翼翼地盼着外人最好快点离开。于是,代表他们国家的警察和入国管理局就露出了狰狞的脸。据我虽是个人的但是真切的感受,日本最可憎的两大物,一个是GOKIBOLI,即一种大臭虫;另一个是简称“入管”的入国管理局人员。
  岛国的闭塞性,是一个老得起茧的话题。据我看,他们一点也不闭塞;倒是文化小国的恐惧心理,酿致了日本的排外气氛。这首先对他们自己是可悲的:因为有着大量真诚的日本人渴望和世界交流,为了洗刷掉他们历史和家庭史上的侵略者的淋淋血滴,他们做了不知多少努力。
  关于日本红军的经纬,要费些笔墨讲清。
  我总觉得,做为中国人,不知道日本红军的故事,是可耻的。
  日本红军的原称是日本联合赤军。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的话,日本赤军是在60年代波澜壮阔的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群众运动失败以后,包括其中的“日本红卫兵”学生运动失败之后,不承认这种失败现实的一部分日本青年拿起了枪。他们的纲领和目的,非常清楚地讲明是:建立世界革命的根据地,实行革命的武装斗争,打破对中国的反动包围圈,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一切革命的和正义的斗争。
  他们多次阻截过日本首相的飞机,企图制造反对日美勾结包围中国的舆论。他们劫持大型客机甚至占领大使馆,借此成功地救出了被捕的同志。他们抢劫枪店和警察,其实至终也没有什么武器——浅间山庄枪击战,主要是用猎枪打的。他们逃到中东,在那里直到今天还在为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而战(这是一个对巴勒斯坦问题的非常深刻的注解)。他们使用土造的定时炸弹,袭击美军基地和美国领事馆。
  他们计划和实施过各种各样的对驻日美军的拚死袭击,包括用火焰瓶烧美军飞机和机库。
  被当代西方国家体制称为恐怖主义的日本红军的行动,其实是伟大的60年代开端的左翼运动的一部分。在越南战争发展到美军把战火烧延到老挝时,他们决心扩大包括抢劫银行在内的武装斗争。而同时的日本,著名的三里冢反对机场建设斗争已经如火如荼,农民、学生和左翼活动家们组成了28000余人的队伍,建筑堡垒,遍挖战壕,把身体捆缚在木柱上,与两万多警察决战。在冲绳,由于美国占领军的军车交通事故(美军车轧死一名孕妇,但被庙军事法庭判决无罪),冲绳人愤怒了。在以前的侵略战争中,20万冲绳人死于战火,包括日本军的屠杀。冲绳是日本领内的一个特殊的反体制的岛。在意义重大的激烈的民众蜂起中,73辆美军军车被愤怒的群众烧毁。1971年,美日冲绳条约签字;一次就有92000日本人投入抗议游行,其中837人被捕。再举一例:东京左翼学生抗议集会中被警察袭击,被捕数惊人地达到了1886人。日本红军派是这种正义的人民运动的产儿,在风起云涌的正义左翼运动中,日本赤军的青年进行了43件炸弹攻击。事实上是使用过炸弹312个,爆炸成功的共44枚。
  ——无疑,我们中国今日的风流一代看了上述句子,一定会捧腹大笑或忍俊不禁。而我,当我读着他们至今仍然严肃地记录下的这些句子,和他们为实践这些幼稚的思想而做出的赌命行为时,却几次忍不住要落泪。
  有一个突然唤起记忆的体验。
  一个名叫的坂口宏的年轻人最近出版了他的珍贵回忆录。他是死刑囚。1971年,他和他的战友在浅间山庄拘质笼城,与警察进行了震惊日本的枪击战。他在浅间山庄陷落时被捕。回忆录中他平静地回顾了赤军的历史。我边读边琢磨他的那种我很少见过的、平静恬淡的笔调。他们走过的复杂的路,我也读得心情复杂。但是,当回忆讲到国际形势,讲到他们决心不惜用一条命夺一支路口警察的手枪,不管狭窄的日本地理在山岳地带设置营地,决心采取了最激烈的武装斗争方针——从此也在事实上加快了毁灭的步伐时,我读到了下面一段:
  1971年1月30日,美国在严厉的新闻管制下,使西贡军侵入老挝境内。
  从而把战争扩大于印度支那全域。在激烈的战争发展之中,中国的周恩来总理一行到达河内,他使用了最大限度的表达——如果美国继续采取更大的侵略行动的话,中国将“不惜做出民族的最大的牺牲”——宣布了对北越和老挝解放势力的支持。
  我记得这一小段往事。甚至连“新闻简报”上的周总理的英俊大度的风貌都记得。读时,我突然一阵鼻子发酸,不知为什么。
  他记载了一个昨天的我们和中国。
  那时的我们和中国也许充满悲剧又充满错误,但是,就像周总理和毛主席象征的一样,我们是那么正义、勇敢和富于感染的精神力量。当时有不少红卫兵越境去越南,投入了抗美援越的战争。当时的北京人,应该都去天安门参加过示威游行。
  是我们,是中国革命有力地影响了他们。
  可是必须说,又是他们勇敢地支援了我们。日本赤军派审判结束后,出版的几部回忆录里,比比皆是他们昔日要“打破反华包围圈”的初衷。
  关于他们的行动,早就应该有人厚厚地写过几本书。可是在我们的接受日语教育的大军里,没有谁有这么一份正义和血性。那么我来干,尽管我只有写如此短短一篇的精力。尽管,我仍怀有一点奢想:我盼望我的文章唤来专业的详尽介绍,改变我们对正义的可耻沉默。


  不久前听到一句新闻:旷日持久的日本教科书诉讼以原告败诉结束了。我马上想起了一盆翠绿的万年青。
  那盆万年青,是我赠送给一个老人的。在外国,我专程拜访一个人,而且见到后表示并无他意、仅仅想向他表示尊敬然后就告辞的经历——唯此一次。
  那老人惊人的瘦弱。在一米五左右的瘦小骨架中,隔着衣服觉不出他身上还有肉。我不详地想,他不会再活很久了。但我还在沉默之间是他先开口了。他说,据诊断他身上一共患有七种病,他呵呵笑着。
  我不愿再看他那真正是骨瘦如柴的形容,只管把刚刚从花店里买来的万年青送过去,讲解了一些中国人对这种盆栽的常青植物的吉利说法。喝过一杯茶后,我告辞了。我想,除了我大概没有谁这样做,但我一定要这样做。
  著名的日本教科书诉讼案,是以家永三郎老人一个人为原告、以日本政府为被告进行的。这件事又是很难简单讲清——原谅我又要攻击我们亲爱的知识分子,我真不知道为什么凡是对祖国干系重大的事,他们就一定不介绍。即使低能也不是能解脱的解释,因为有些事做起来很简单:只须翻译些不难的资料(不是他们不懂的文学语言),也不犯忌。
  又是只能用几句话归纳全案。
  事情是这样的:日本政府审定中学教科书时,把对中国等国的侵略一词,改为一个汉字写作“进出”的词。这个词很暧昧,只能译为“进入、扩展、挺进”之类的意思。当然,修正不仅如此一处而已,从用语到史实,日本政府的文部省(教育部)竭尽了掩盖、否认、粉饰战争罪行的全部吃奶之力——然后一届届地教他们有点傻的学生。
  东京教育大学家永三郎教授出于正义,勇敢地向日本政府文部省提出起诉,这就是长期以来,久久震撼着日本的教科书诉讼案。此外,日本取消了原东京教育大学的建制并建立了一所唯一由日本文部省直接领导的大学——筑波大学,家永三郎取道清洁,也毅然辞去了大学教授之职。
  诉讼案漫长地持续着。谁都知道,一人对政府的案子会有什么结果。笃信民主主义的人也许对家永三郎胜诉抱过希望,然而我想,日本不会出现这种结果,那里是一个透明的尼龙监狱。
  日本,也许它的憧憬永远只是脱黼亚洲充当西方的一员。也许,它的导师,永远只有使侵略和殖民主义成为了世界秩序的英吉利。
  它的逻辑是,怎么美国和澳大利亚不骂英国侵略呢?如果当年“进出”到印度的是日本;如果当年“进出”了香港,如今世界还不是老老实实接收现实?挨了原子弹还不让说一句“进出”,本来已经早早就“进”了日本的韩国不但又“出”去了,而且还禁止日语的文化活动!君不见,大闹台湾独立的民进党已经在讲“日本对台湾的五十年殖民统治是重要的”,而且中国留学生的报纸也在这么宣扬!
  这才是他们心底的话。
  世上确实有一种谁都知道、但谁都不讲出来的东西。它使世界成了如此景象。
  日本教科书诉讼案反映的就是这样的本质。家永三郎以一人之身向国家的宣战,伟大处不在他的勇气而在他坚持的正义。
  于是我选定了那盆万年青。
  这桩案子耗日持久,官司打了约30年。家永诉讼案中牵连了广泛的哲学、历史、法律和思想领域的命题,可惜的是中国民众并没有听过几句介绍。
  真正惊人的,我觉得还不是家永三郎的勇气学识;而是日本政府的寸土不让的顽强态度。侵略已是天下皆知,已是常识,但日本政府却坚决要把它从课本上改掉。事实上就是被改掉了,今天日本中学生在学校学着的历史是:他们的前辈曾经“发展”到中国和半个亚洲。此事在八十年代初曾酿成以韩国为首,席卷了香港、新加坡、台湾、中国大陆的声讨日本的风暴。
  风暴过去了,时代也过去了。
  两三年前听说,教科书诉讼案以家永三郎败诉结案了;后来又听说诉讼还在继续,不知究竟发展到了怎样的地步。我们的电视台和日本的电视台一样,对此事只字不提。最后在电视上听过一次家永三郎的简单表示,他说要彻底地争到底。诉讼案已是千丝万绪难以概述。世间已经差不多忘记了它,即使家永三郎还在呼吁但是人们已经听不见。一片无声,这个纷争之角已告沉寂。
  我从这无声中深深感到了一种无义。
  时代和人对义举的冷漠,比什么残酷的判决都可怕。我有时偶尔想起那年我送的那盆万年青。事隔久远了,无论那盆植物还在不在,今天我觉得万幸,觉得自己那一天做得正确。
  那盆万年青非常结实,叶片鲜绿肥嫩,枝干又粗又硬,阳光浴满的时候,它抖烁着耀眼的绿色光芒,充满生命的质感。
  它纵然渺小,但也是一份小小的意义。——在那种不说出口的阴暗心理中,他们在等着家永三郎死。说透了就是这么一句话。拖了30年,老人已是八旬。谁都想到了这一点,但是谁都不说。老人无疑也常常想到这一点,也许,他有时也被阴影笼罩。那一天,当我送去了一盆植物时,当他听说有一个中国年轻人只是要向他表示——中国并非没有人理睬他的诉讼,当他发现那个中国人放下那盆植物就一去不返时,他会感到阴暗多少被平衡了一点么?
  在新殖民主义正在逼近世界时,给殖民者阵营里的反体制派以正义,就是对新殖民主义的抵抗。世间正呱噪着合资合文,友情生财。但是,宿命的是,我们和他们之间,今天的关系形式,很可能只有战斗。
  重要的是,不管世道怎样得胜,正义仍会像常青的生命一样,不断生长,不会绝断。哪怕彻底地孤立,哪怕只有一个人。


  浪迹天下,人会走过许多有缘分和没有缘分的地方。我从泶不觉得自己与日本有什么缘分,特别是当它做为国家正处于一个歧视中国、并且恶意地盘算中国的时代的时候。但是对人和民族不能简单臧否,有时一群人或一个人就能平衡一个民族的形象。
  我不是什么日本研究者,我对日本的兴趣远远没有对波斯和巴格达繁荣的西亚、对哈萨克的天山、对未知的安第斯山脉、对我的黄土高原那么息息相关和感情深重。但是由于没有人写,那么我必须最低限地写一些关于日本红军,关于教科书诉讼,关于高桥和的文学,关于冲绳的历史。
  而关于日本赤军的介绍不仅如此。他们也有复杂的一面,但唯他们是中国的以命相托的支持者和挚友。对这样的挚友的失义,会万劫不复地失去支持。
  世间有一个关于日本的传说。
  这个传说,基本是误解。
  因为不仅要概括日本的味儿,讲清楚各种对我们很重要的、其他民族的传统和血统、情调和气质,更必须讲清楚恶和美。
  据我看,只有他们的行为,才称得上代表了真正的日本味儿。那种孤胆的、无望的、疯狂的战斗,潜藏着一种使人回味不已的唯庙精神。
  他们的斗争只可能失败。只有在精神上,他们的一切才具有意义。一本本地读着,我体味到,在他们的轨迹中,与其说贯穿着争取胜利的努力,不如说充满着对于极限和纯洁的追求本能。
  借这篇想了很久的文章,我总算多少还了心中的一个夙愿,或者说,减轻了一点负罪的痛苦。从一开始读到赤军的资料以来,这种负罪的感觉折磨了我很久。同时,我也大致地写清了我理解的日本。我想,我学习了它的优秀,也做到了对它的对立。我开始了对它必须的宣战,更深深地感知了它的美。
  写到这最后的一笔,我觉得异样的轻松和舒畅。
  □摘自《花城》1994年第5期 沈雁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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