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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阴云飞渡朝鲜上空


  朝鲜战争发生在核时代初期,是核时代发生的第一次重大冲突,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规模最大、卷入国家最多的一场局部战争。
  美国当时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核大国。5年前,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扔下两颗原子弹,对加速太平洋战争的进程起了一定作用,但更重要的,则是要抢在大战结束之前,检验一下原子弹的实战威力,向全世界显示美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和核威慑力量,树立美国的核大国的威慑形象。由于美国直接插手朝鲜战争,因而核阴云几度濒临朝鲜、中国上空,战场上自始至终都笼罩着核威胁的阴影。

  2.1朝鲜半岛烽烟突起

  1950年6月25日拂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大的一场局部战争——朝鲜战争,像止不住的火山一样,来势汹涌地爆发了。
  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美国空军、海军部队给予南朝鲜部队掩护支持,下令把美国海军第7舰队部署在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水域,并且以联合国的名义纠集十几个国家出兵侵略朝鲜。3天后,美国陆军第8集团军直接参加地面作战,朝鲜半岛局势急剧恶化。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朝鲜半岛的矛盾由来已久。
  1910年,朝鲜被日本完全占领。
  1943年12月,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盟国首脑在开罗宣言中承诺,在打败日本后,要"使朝鲜自由独立"。
  1945年7月,苏、美在波茨坦会议上讨论对日作战问题时,双方商定,大致以朝鲜半岛的38度纬线,作为双方海空军的对日作战分界线。该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苏、美遂以三八线作为接受日本投降的分界线,即三八线以北的日军向苏军投降,三八线以南的日军向美军投降。
  美军在占领南朝鲜后,对整个朝鲜半岛的统治权垂涎欲滴,不能马上得手,便急不可待地在南朝鲜导演了"单独选举"的闹剧,把不得民心的李承晚扶上台。1948年8月15日,南朝鲜正式成立了以李承晚为总统的"大韩民国"政府。在美国的怂恿支持之下,李承晚政府大肆扩军备战,不断向北方发出战争叫嚣。
  在这种形势之下,北方于1948年8月25日宣布成立了以金日成为主席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南北朝鲜的矛盾日益尖锐,在三八线上的武装冲突接连不断,仅1949年一年之内,三八线上的武装冲突就达1000次以上。
  1950年6月25日,南北朝鲜之间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内战。战争打响后,北朝鲜人很快占领了汉城。南朝鲜政权不稳定,没有能力自卫,反抗薄弱。李承晚在南朝鲜得不到多少支持。李承晚被金日成的军队追赶到南方最后一个海港城市釜山时,虽然在那里组织了顽强的抵抗,但要是没有美国人的支持,釜山也就早被攻破了。从1950年6月25日至9月14日,朝鲜人民军单独与南朝鲜军队及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连续进行了汉城战役、水原战役、大田战役、洛东江战役和釜山战役等5次战役。经过80天的作战,由三八线推进至洛东江,歼灭南朝鲜军队和美军9.4万人,向南推进250—350公里。
  战争一打响,美国人就用空军进行了干预,接着麦克阿瑟将军又从留守在日本的力量不足的驻军中,尽可能地抽调了一些地面部队投入战斗。战斗的头几天,美国人死伤惨重,一名师级少将作了俘虏,但还剩下足够的人员死守朝鲜南端的釜山滩头堡。同时,麦克阿瑟已在准备扭转战局的仁川两起进攻。美军仁川登陆,使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不得不全线撤退。至10月中旬,人民军一直撤到北部中朝边境地区。他们从苏联得到的坦克、大炮、冲锋枪、机枪、机械装备和高射武器,几乎都落到了李承晚手里。
  战争打响之前,朝鲜人民军的师团里都有苏联顾问,作为咨询人员,帮助金日成建设军队。战争打响之后,斯大林就召回了所有苏联顾问。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说,关于这件事,他曾问过斯大林"为什么"。斯大林不耐烦地回答说:“我们的顾问呆在那儿太危险了,他们可能会被俘,我们不想留下证据被人家指控我们参加了这一事件,这是金日成的事情。”
  苏联驻朝鲜大使拉佐瓦耶夫,过去曾担任列宁格勒省党委第二书记。在战时他虽然得了陆军中将的军衔,其实他并不是一个职业军人,甚至从来没有受过基本的军事训练。因此,他在战争中发表的见解,往往不如一个称职的在战斗中培养起来的军人。赫鲁晓夫曾建议斯大林派远东军区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去朝鲜,在幕后有效地帮助金日成进行战争,但是没有被采纳。
  美军仁川登陆以后,战局逆转,朝鲜人民军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一场大灾难威胁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2.2深谋远虑毅然出兵

  美军仁川登陆之后,得意忘形,狂妄地宣称,要在感恩节(11月23日)前占领全朝鲜,饮马鸭绿江。
  在处境十分危险的情况下,金日成首相派朝鲜人民军的次帅、内务相片一禹到中国丹东(今安东),向中国介绍朝鲜战场的情况和人民军的困难处境,他代表朝鲜党和政府,恳切请求中国出兵,支援他们的抗美救国斗争。当时,敌军沿着铁路线和公路线急速北进,飞机狂轰滥炸,使人民军北撤的公路、铁路全被敌机破坏,人民军只好沿着山区的小道往北撤。很多主力部队滞留在南方,联系不上。
  美国是世界进入核时代以来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科技先进,军队装备精良,而且拥有原子弹。它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是打的"联合国军"旗号,而且有英国等十来个国家参加。当时的美军不仅具有现代化的装备,机动性强,而且陆军地面火力很强,海空军占绝对优势。
  我军装备处于明显的劣势,步兵就那么几门迫击炮,其他重一点的火炮都是缴获国民党的,用骡马牵引,运动、隐蔽都很困难,打仗主要是靠步枪和手榴弹发挥作用。不仅如此,而且,我国新区的土改刚刚开始,百孔千疮的国民经济亟待恢复,国内残匪尚未肃清,新的政权有待巩固。刚诞生的年轻共和国要同号称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较量,胜负难卜,风险确实很大。
  不过,我军并非没有任何优势。我军的优势是:正义之师,出师有名,士气高昂,政治上、道义上占绝对优势;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善于近战、夜战、山地战、白刃战;战术上机动灵活,善于从侧面迂回包抄,又善于分散、隐蔽;英勇善战,能吃苦耐劳,不怕流血牺牲。美军不仅吃苦耐劳精神差,而且后勤供应困难大,连喝的水都是从日本运来的。我军背靠祖国作战,离后方近,组织供应比较方便。然而不能不考虑美国手中的原子弹,这些核弹可以在刹那间把北京、上海变成第二个广岛或长崎。
  经历了二十二年战争生涯的毛泽东,面对着一个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命运的大难题,也不得不闭门谢客,左思右想,瞻前顾后,权衡利弊,考虑对策,一连度过了三个不眠之夜。毛泽东考虑的问题,不仅包括是否应该出兵,还包括令谁为将,领兵出战,才能打败这个号称世界第一强国而又从来没有与之直接较量过的敌人?
  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三天,即1950年6月28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讲话,严厉斥责美国的侵略行径,指出:“各国的事情应该由各国人民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全中国人民的同情都应站在被侵略方面"。同一天,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政府侵略朝鲜、台湾和干涉亚洲事务的罪行。
  1950年10月4日下午4点多,在北京中南海,中央政治局在讨论援助朝鲜出兵问题时,毛泽东首先让大家谈了出兵不利的情况,然后慎重地指出:“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
  彭德怀也主张出兵,他认为,美国占领朝鲜与我隔江相望,威胁我东北;又控制我台湾,威胁我上海、华东。他说:“老虎总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决定于它的肠胃,向它让步是不行的。"他还认为,我们有全国政权,有苏联援助,比抗日战争时期要有利得多。
  但在10月4日政治局会议上,还有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出兵抗美援朝要慎重。理由是:中国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对此没有把握。其次,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同美军打起来,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空军轰炸中国的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品海军攻击沿海地带,这将使中国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遭到破坏。我国的空军尚未成立,美军掌握着制空权,因此,出兵朝鲜要取得苏联的支援和帮助,要听取斯大林的看法。
  这一建议实际上已被采纳。因此,政治局会议还未结束,毛泽东就派周恩来秘密访苏。
  1950年10月8日,周恩来带了他的机要秘书康一民和翻译师哲,从北京出发飞抵莫斯科。林彪当时正在莫斯科养病。10月9日,他与周恩来等人一起,飞抵黑海边的阿布哈兹区,随后到了斯大林的休养所阿德列尔。午后即开始会谈,中方是周恩来、林彪,师哲任翻译。苏方是以斯大林为首的政治局委员。
  周恩来开门见山,说中国考虑和研究了国内实际情况及主观因素,认为以不出兵为宜。斯大林也了解朝鲜战场的情况,他估计到,朝鲜如果没有外援,至多只能维持一个礼拜的时间。但斯大林的基本态度很坚决,即避免同美国直接对抗。斯大林认为,朝鲜人民军与其进行无望的抵抗,最终被敌人消灭掉,不如早点撤退。
  周恩来保持沉默。斯大林笑了笑又说,无论是自己撤退还是被敌人消灭,都意味着让敌人占领整个朝鲜,美军和南朝鲜军将陈兵鸭绿江、图们江(朝苏边界)。估计那时候,苏联,特别是中国的东北,恐怕就不会有安宁的日子了。中国内地情况自然不同一些,但东北的经济恢复工作恐怕谈不上了。敌人那时候随时可以进行骚扰,从空中、陆地、海上都可以来。
  当时斯大林脑子里考虑的主要问题,已不是如何抗击美国侵略者,而是金日成如何撤退。斯大林已考虑好朝鲜有组织、有计划的撤退方案。他认为,应答应金日成把主要力量、武器、物资和部分工作人员撤到中国东北,为的是以后重新进入朝鲜比较方便,他认为这比从苏联进入要容易得多。他提出,朝鲜的老弱病残和伤员,大部分都可以撤往苏联境内。斯大林建议,中苏两家承担起这个重担,把商谈情况,即撤退的意见,立即电告金日成,不能再拖延时间。
  随后,斯大林又提出了撤退之后抗美援朝的设想。基本想法还是避免同美国发生直接冲突。他说,苏联军队已全部撤出朝鲜,再出兵朝鲜有困难,因为这等于苏联同美国直接交战。他认为,中国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兵力,苏联供应武起装备;在作战时,苏联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空军作掩护,但苏联空军只限于在后方和前沿活动。总之,斯大林的基本思路是让中国人与美国打仗,苏联则提供武器和有限的空军支援。根据这个总的设想,斯大林又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建议,如装备多少师团,援助多少坦克、大炮、飞机,以及装备机械化部队和特种部队等。他认为,中国设想改装部队,使各兵种规范化、整一化、现代化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合理的。苏联的经验是,在战时完成这样的计划,要比平时完成得更快、更好、更有成效。
  毛泽东的重大战略决策,从来就遵循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而不是以莫斯科的指令、态度为根据。
  周恩来一行与斯大林会谈后,在布尔加宁陪同下飞返莫斯科。到达住处不久,就收到毛泽东的电报。电文内容是:你们走后,我们继续开会,政治局同志多数人主张出兵。
  周恩来接到电报是10月9日晚。他在同莫洛托夫会面时,首先提到电报内容,希望对方把来电转告给斯大林,并与对方商谈了苏联供给坦克和火炮的具体数量。
  早在朝鲜战争打响之前,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就作出重大战略决策,调13兵团紧急开赴东北,加强东北防务力量。1950年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于北京签署了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命令。早在10月5日下午,中央在中南海颐年堂开会时,毛泽东就征求过彭德怀的意见。毛泽东还说:“原来是想让林彪去的,他对四野熟悉,可是他说病了,去苏联治病去了,所以想让你去。"彭德怀临危受命,没有推诿。当他急如星火地走马上任时,还不无幽默地说,他不算志愿军,"是毛主席点将点来的"。
  1950年10月19日黄昏,鸭绿江上空冷雨霏霏,细密如麻,浓云低低地笼罩着江水两岸的大地。在这迷蒙而充满寒意的秋雨中,我军第40、39、42、38军和3个炮兵师,分别同时开始在安东、长甸河口、揖安三个鸭绿江渡口,浩浩荡荡地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
  为严守秘密,渡河部队每日黄昏开始渡江,至翌日晨4时停止,5时以前隐蔽完毕。
  这时候,朝鲜形势更加严峻。到10月20日,侵朝敌军和李承晚军的兵力已达42万人,拥有飞机1100余架,各种军舰300多艘。地面部队拥有5个军15个师零两个旅,23万余人。其中,美军3个军6个师,12万余人,每师装备有坦克154辆,57—155毫米口径的火炮352门;另有其他国家军队1.2万余人。当时金日成仅有3个多师在手上,其中一个师在德川、宁边以北,一个师在肃川,一个坦克师在博川;还有一个工人团和一个坦克团在长津附近。隔在南边的部队正在逐渐地往北撤。
  朝鲜人民军次帅朴一禹听到中国出兵的日子定下来了,非常激动,眼含热泪说:“这就好了!这就好了!你们要是再不出兵,问题就严重了!”
  斯大林在美军仁川登陆以后,虽然也看到了金日成的危险处境,但由于担心苏军支援朝鲜与美军对抗,将会把战火引向欧洲和世界各地,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形成的世界格局,因此不愿出兵。中苏两党经过反复协商,最后达成协议,由中国出兵援助朝鲜,由苏联派空军支持、掩护我军。
  可是,后来中国真的决定要出兵,而且美国准备宣布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时,斯大林就犹豫了。他突然通知中国说,他们的空军还没有准备好,要暂缓出动。
  斯大林觉得,中国的军队虽然在国内战争中胜利了,但国力很弱,武器装备很差,到底能不能打败美军,没有底。他认为,如果苏联出动空军掩护中国军队,一旦中国人被打败,就有把苏联卷进与美军直接对抗的危险,甚至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他觉得与美国开战是危险之路,所以无论中国方面讲多少理由,提什么条件,他绝不同意派苏联空军去掩护中国军队入朝抗美。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其他政治局领导经过商量,毅然作出了历史性的决策:不管有没有苏联空军支援,仍按原定计划出兵援助朝鲜。直到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一道,将敌军从鸭绿江边驱逐到清川江以南,初步稳定了朝鲜的战局,斯大林才于1950年11月初决定投入一些空军部队。苏联空军中将格奥尔吉·阿格耶维奇·洛博夫和他的303师的部分部队从苏联远东调到中国东北丹东附近的一个机场。洛博夫不仅"直接受命于莫斯科",而且行动严格保密。飞机上的苏联标记抹掉了,被涂上了中国的标记。飞行员不许戴身份证明牌而且还要签署保证书,保证不透露他们是从哪里来的。第一批部队穿的是中国军装,即卡其布上衣、蓝裤子和桔黄色长筒靴,后来一些部队装扮成朝鲜人。他们没有戴军衔,只戴着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像章。为了保守秘密,不使任何苏联飞行员被俘,甚至不使人认出他们,于是禁止他们飞到海上,因为怕他们迫降到海面上,被美国人俘获;也不许他们靠近距战线60公里以内的地方。
  这些限制,意味着苏联人根本不能对地面作战行动提供空中支援,也不能对朝鲜半岛两边海岸附近强大的联合国海军(包括航空母舰)进行袭击;他们也不能追击被击坏或缺乏燃料的飞机,因为这些飞机都朝南或向海上飞去。实际上,斯大林从未允许足够的飞机投入战斗。一开始只有32架飞机,而且都是米格—15。后来在洛博夫一再要求下,飞机数目才增加到150架左右,其中包括经过改进的米格—15。洛博夫说,他发现所面临的任务几乎无法完成。敌人比我们强大8倍到10倍。我们只有战斗机,没有轰炸机。我们甚至没有一枚火箭。
  美国说,在朝鲜战争中,美国人损失3350架飞机,相当于战争开始时投入前线飞机总数的1/4到1/3之间。其中只有147架是出于空战原因损失的,其余飞机是遭到地面炮火损失的。3个共产党国家所损失的1000架飞机中,则有850架是在空战中被摧毁的。洛博夫说,苏联损失了数百架飞机。苏联飞行员死亡大约是200多人。
  事实说明,中国承担了朝鲜战争的全部风险,其中包括遭到核袭击的最大风险。倘若中国不派部队去朝鲜,一时冲动的麦克阿瑟从此打进了中国,斯大林会保卫中国吗?这确实是值得怀疑的。毛泽东关于出兵朝鲜、抗美援朝的决策,是非常英明的。

  2.3麦克阿瑟黔驴技穷

  1950年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命令成立一个统一的朝鲜指挥部。第二天,杜鲁门总统提名麦克阿瑟为总司令。《纽约时报》专门为此发表了一篇社论,其中很大的篇幅都是夸奖和赞扬麦克阿瑟将军的。社论说:
  “命运之神再也挑选不出另一个人比他更有资格赢得本国人民的毫无保留的信任。这是一个第一流的战略家和富有灵感的领袖,他是一个在逆境的压力下有着无限耐心和冷静沉着的人,同样又是一个能采取大胆而果断行动的人。他在东方所获得的多年的经验,他对组织和供应的基本法则的全面掌握,他不仅在本国而且在整个太平洋地区所享有的崇高威望,这一切都是无价之宝。
  “今天,美国的每个家庭都坚决相信,如果有一个人能够成功地执行杜鲁门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所交给的任务,而且在光荣地有效地执行这个任务时毫不浪费人力物力,那么这个人就是在东京的那个优秀军人,这个军人已被充分地证明有能力为他的国家服务得很出色。”
  麦克阿瑟资格很老,主观、倔强、傲慢。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很多名将,都是他的部下。他当上将时,后来的欧洲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当过他的参谋长。巴顿那样骄狂,不服别人,但对麦克阿瑟却很服气。他战功赫赫,太平洋群岛之战是他的作战艺术杰作。仁川登陆成功,更使他增加了骄傲的资本,使他更是傲慢得目空一切。
  仁川港位于朝鲜半岛中部,不但有狭窄的飞鱼峡作掩护,而且潮水变化大,落潮后近岸淤泥滩长达十余里,历来被视为登陆禁区。然而在9月月亮最圆的那一天,由于月亮和太阳引力的作用,短时间内潮水会比平时高出数米。碰到这种时候,险要的飞鱼峡和长长的淤泥滩,就会变成登陆人员上岸的坦途。麦克阿瑟让他2.5万名士兵在离敌人战线200英里以外的仁川作为登陆点,确实收到了"出奇制胜"之效。
  他的决策犯了许多禁忌,打破了一切两栖作战的规则,如登陆点没有沙滩,只有海堤;登陆点就在市中心,通道在敌军一座碉堡的控制之下;登陆艇需小心翼翼地通过容易埋雷的水道及那些礁岩和防波堤;水位低时,32英尺高的海浪留下一片平坦的淤泥地。实际上,每个月适合于登陆的时间只有两天。美军的登陆成功地利用了潮汐规律,正好把日期选在1950年9月15日,即那两天中的一天。
  在1950年8月中旬的一次高级将领的会议上,麦克阿瑟发表演讲说:“我几乎都能听见命运的时针的嘀嗒声了,我们现在就必须采取行动,否则我们就将灭亡。仁川登陆将获得成功,它将拯救10万人的生命。"麦克阿瑟本人称这次军事行动是"五千次中只有一次成功的机会"。实行这一计划的唯一最关键的因素就是——突然性。
  这次被称为"铬铁矿"的行动,以闪电式的袭击扭转了战局,给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出乎意料的打击。美军迅速重新占领了韩国的首都汉城,美国军队已到了边界,随时准备向北推进。
  美国当时的国务卿艾奇逊,在仁川登陆后对哈里曼说:“现在已经无法阻止麦克阿瑟了。"参议员诺兰警告说:现在停下来将是对"共产主义的绥靖"。
  不仅右翼参议员,而且《纽约时报》都呼吁全面推进,“统一朝鲜"。
  麦克阿瑟极为蔑视中国的士兵和工业能力,早就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威胁中国如果不立即投降,就将全部被歼灭。
  正当麦克阿瑟扩大朝鲜战争时,毛泽东通过印度驻北京大使潘尼迦向美国传递了如下信息:中国并不是好战的,但是倘若麦克阿瑟把战火烧到或烧过中国边境,中国将不得不进行干预。10月3日晨5点35分,美国务卿艾奇逊就知道了中国所发出的警告。
  英国人对潘尼迦传递的信息感到非常担心,建议艾奇逊不要掉以轻心。但是艾奇逊对此不予重视。他反而批评印度大使是共产党的走狗,认为这"只不过是惊慌失措的潘尼迦的愚蠢想法"。他对英国人说:“这很可能是中国共产党的恐吓,我们不应该过分紧张。”
  麦克阿瑟也向杜鲁门保证,中国不会参加进来,战争到感恩节就可以结束。
  麦克阿瑟认为:“那时我们国家在军事上比世界上任何一国都强大。”
  1950年10月15日上午,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与美国总统杜鲁门会见时,对于中国是否会出兵干涉的问题回答说,由于美国的基本上无敌的空军具有随时可以摧毁鸭绿江南北的进攻基地和补给线的潜在威力,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中国指挥官会冒这样的风险,把大量的兵力投入已被破坏殆尽的朝鲜半岛"。他说:“总统先生,可能性(指中国介入的可能性——引者)很少,中国在满洲有30万部队,其中可能不超过10万到12.5万人部署在鸭绿江边,只有5万到6万人能够渡江作战。我认为中共无意参加这场战争。当今是我们强大而中共孱弱的时代,倘若中共部队渡过鸭绿江,我就要使他们遭到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
  他还很有把握地保证:“到感恩节,正规抵抗在整个南北朝鲜就会停止。我本人希望到圣诞节能把第8集团军撤到日本。”
  在10月20日第8集团军进攻平壤时,麦克阿瑟认为这是北朝鲜彻底失败的象征。在他看来,"实际上一切有组织的抵抗已全部停止,只剩下一些游击战来代替它"。
  当志愿军已经入朝抗美,并于10月25日到11月5日取得了第一次战役的胜利,歼敌1.5万余人时,美国政界、军界开始感到不安和提出种种猜测。但坐镇日本东京进行遥控指挥的美军司令麦克阿瑟仍不相信中国军队的主力已过鸭绿江。亲临战场指挥的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曾几次向麦克阿瑟报告,说中共的主力部队已经参战。可是麦克阿瑟全听不进去。
  以布莱德雷为首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出于对麦克阿瑟的盲目崇拜,也同意他关于中国不会介入的看法。他们估计,中国人面临着三种可能:(1)为了边境的安全而控制接近边境的缓冲地带;(2)为了从战略上牵制美国的力量,打一场有限规模的持久战争;(3)为了彻底驱逐"联合国军"出朝鲜半岛而参战。
  他们认为,在这三种可能的选择中,中国选择第一种方案的可能性最大。他们的理由是:第一,中国建国伊始,百废待兴,不敢也没有能力与美国较量;第二,在美军退守釜山滩头阵地的有利时机和从仁川登陆的关键时刻,中国均未出兵参战,迟至美军旗近中朝边境才出兵,说明中国只是为了自己而无意于同美国较量;第三,第一次战役后中国并未进行大规模的进击。这一情况更增强了美国的错误判断。
  麦克阿瑟并没有把入朝参战的志愿军放在眼里。这些中国人肩扛老式日本步枪,脚穿布鞋。麦克阿瑟在给华盛顿的电报中称他们"毫不令人惊恐"。只有战地指挥官的报告含有几分真实。他们说,中国人装备虽差,但纪律性强。
  然而事情不仅仅是如此。
  中国人民志愿军不仅是正义之师,有自己的优势,而且被毛泽东派往朝鲜指挥作战的是能征善战的彭德怀。
  彭德怀是湖南湘潭人,大革命时期曾任国民革命军营长、团长。192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领导了著名的平江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11月,率领红5军主力上井岗山,与毛泽东一起坚持井岗山的斗争,为粉碎蒋介石的四次大"围剿"立下了赫赫战功。他不仅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陕北后,又参加了东征。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师长、军团长,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副司令员、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进行了延安保卫战。接着,又指挥了陕北的"三战三捷",指挥了沙家店战役和宜瓦战役,解放了大西北。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早在陕北,毛泽东就写过一首诗,对彭德怀的军事指挥才能大加赞扬:
  山高路险沟深,骑兵任你纵横。
  谁敢横枪勒马,惟我彭大将军。
  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把统领志愿军抗美援朝的重任交给彭德怀,这是出兵朝鲜之前毛泽东所作出的重大决策之一。
  我军入朝后,与朝鲜人民军一道,连续作战两个多月,胜利地进行了三大战役。
  第一次战役从1950年10月25日至11月5日,歼敌1。5万余人,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第二次战役从11月25日至12月24日,共歼敌3.6万余人,不仅于12月6日收复了平壤,而且基本上把敌人赶回到三八线以南,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
  第三次战役从1950年12月底至1951年1月8日,歼敌1.9万余人,不仅于1951年1月4日晚解放了汉城,1月8日攻占仁川,而且向前推进了80至110公里,将敌人驱至三七线附近。
  直到第二次战役之后,麦克阿瑟已经连吃败仗,才如梦初醒,知道中国人民志愿军不是少数部队,而是主力出击。于是惊慌失措,急令美军全线撤退,以至美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也在败逃的路上发生车祸身亡。
  志愿军的英勇善战,迫使敌人从恣肆骄狂变为惶恐不安,由疯狂进攻转入了防御。美国报纸也开始变调,把美军这次失败说成是"继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最惨重的军事败绩";不少人认为麦克阿瑟的"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是"历史上最大的愚蠢事件"。
  在第三次战役中,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取得了一连串胜利,于是有人产生了轻敌速胜思想,主张乘胜追击,一鼓作品,把美国侵略军从朝鲜半岛赶下海去。彭德怀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实际的。要把那么多装备精良的敌人一下子赶下海是不可能的,敌人不会让我们把他们赶下海去。于是,他毅然下令停止追击,果断地结束了第三次战役。
  苏联驻朝鲜大使拉佐瓦耶夫指名道姓地指责彭德怀,说什么"哪有打了胜仗不追击敌人的?哪有这样的司令呢?"他还把这事反映到斯大林那里去了。彭德怀则给毛泽东发电报,阐明了不宜追击的理由,其中包括:我军经过两个多月的连续作战,极度疲劳,减员极大,急需补充休整;在第三次战役中,敌军虽然连遭失败,但是主力未被消灭。毛泽东把彭德怀的意思转告给斯大林。斯大林回了封电报说,彭德怀以那样劣势装备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他认为彭的意见是对的,另外还批评了拉佐瓦耶夫,不准他再乱发言,以后还把他调回国去了。
  第三次战役之后,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又胜利地进行了第四次第五次战役。到1951年6月为止,共歼灭敌人23万余人,其中美军占11.5万人。总的说来,已将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到三八线附近。
  美国在一年的侵朝战争中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在这段时间内,美国的兵员和物质消耗比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头一年消耗多一倍,其物质的消耗平均每月为85万吨,几乎相当于当时美国援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年半的数量。在侵朝战争中,美国动员了全部陆军的1/3、空军的1/5、海军的1/2,还动员了英、法等国一部分军队,总兵力由中国军队入朝时的42万增至69万。即便如此,仍感兵力不足。美国的战略预备队,只剩下在日本的美军两个师和李承晚军3个师以及在美国国内的6个师,再往朝鲜增兵已十分困难。美国所付出的代价如此巨大,取胜却毫无希望,不得不于1951年7月10日开始进行停战谈判。在谈判过程中,虽然发动过多次攻势,但每次攻势均被粉碎;虽然进行过细菌战,但细菌战计划很快破产。
  在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顺利解决了四个问题:最初是能不能打,后来是能不能守,再后来是能不能保证给养,最后是能不能打破细菌战。这四个问题,一个接着一个解决了,中国军队是越战越强。
  1953年7月27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不得不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美国侵朝总司令克拉克上将后来回忆说:“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个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
  美国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五星上将布莱德雷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朝鲜战争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敌人进行的一场错误的战争"。
  《武器与战争的演变》一书的作者、美国人T·N·杜普伊在谈到美军在朝鲜战争中的失败时说:“从朝鲜战争的失败中,得出一条最重要的教训是:美军应当重新学习步兵如何运用火力和机动作战的基本知识。作战中,开始美军就离不开道路,而且自身也过于依靠坦克、火炮和飞机的火力支援。而装备轻便的中国军队,却是采用机动作战和奇袭、潜伏等战术,活跃在朝鲜的北部和中部崎岖不平的山区,以弥补其火力不足的弱点。他们在黑夜活动,发起攻击;在白天进行伪装、隐蔽。攻击战遵循相同的作战样式——渗透、合围、伏击。正面突击往往采用小部队进行进攻,作纵深穿插。每次交战开始都是利用小分队机动作战,往往是以一个排的规模进行作战。这样,使得美国部队的火力优势,得不到最有利的发挥。”
  洪学智同志在《抗美援朝战争回忆》中叙述了他1951年1月上旬在朝鲜志愿军司令部和被俘美军的五个连长,通过翻译进行的一次谈话。
  一个连长伸出两个大姆指说:“你们是打仗专家!"并说:“打仗没你们这样打法的呀!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也参加了,我们的打法是把火炮排好,火炮先轰,飞机轰炸完了,步兵就上去。可是你们打仗怎么跑到我们屁股后面来了呢?我们从来也没有打过这样的仗呀!”
  洪学智:“你们打仗是平推,我们打仗是穿插、迂回,包抄。”
  那位连长说:“我很讨厌这种打法。”
  洪学智:“那说明我军的战术有效。”
  另一位连长说:“你们的士兵勇敢。我们的士兵都是成群的,一个连、一个营的,你们怎么三五个人就干起来了?”
  别的连长也认为,中共的士兵能独立作战。有个连长说:“我们打仗讲集体,训练就那么训练的,单兵作战的能力不如你们。"还有一个连长说:“打仗都是白天打,晚上休息呀!你们怎么晚上也打,闹得我们坐卧不安,防都不知道你们是从哪里出来的!”
  毛泽东及时总结了朝鲜战争的经验,指出我军的打法是:集中优势兵力和火力,采取突然动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成排成连成营的敌军,给以全部或大部歼灭的打击;然后在敌人向我军反击的时候,又在反复作战中给敌人以大量杀伤;然后依情况,对于被我攻克的据点,凡可以守住者固守之,不能守住者放弃之,保持自己的主动,准备以后的反击。
  1951年3月1日,毛泽东指示:朝鲜战争有长崎化的可能,敌人品图与志愿军进行消耗战。为坚持长崎作战,达到逐步歼灭敌人之目的,毛泽东指示志愿军拟采取轮换作战的方针,即"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
  斯大林对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志愿军以劣势装备打败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十分赞赏。他说,中国的抗美援朝,站在反帝斗争的第一线,打得非常好。苏联供给军火装备是应该的,不要钱。
  当时有人对彭德怀有意见,说彭叫志愿军轮换入朝作战,几个师打一段时间,一调换,换上了苏联的武器装备;打一段,又调换,这不是故意换苏联的武器装备吗?
  斯大林听了,反而拍手叫好。他说:“好,好!彭德怀真有办法!这样一轮换,锻炼了部队,改善了装备,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又便于长崎坚持,妙!真妙!”

  2.4挥舞核弹穷凶极恶

  在朝鲜战争中,美国政府曾作出一系列错误决策,其中包括向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进行核威胁,试图通过核威胁乃至使用核武器来扭转对岂不利的局面。不过这种在核火药桶上玩火的"内情"当时鲜为人知,直到朝鲜战争结束八年之后,美国政府官员才逐渐披露出一些使人心惊的战争"内情"。
  美国政府认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后盾"是苏联和中国,美国除了向朝鲜进行核威胁外,还向中国和当时已拥有核武器的苏联挥舞核大棒。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军政首脑在使用核武平方面,有三个基本想法。首先,他们相信,美国对苏联占有尽管有限、但仍是很明显的核优势。其次,他们认为,必须用某种方式来利用这一优势。第三,他们认为,在1948—1949年柏林封锁期间美国在原子外交中所表现的既有克制又有果断决心的态度起了作用,并且同样也能在未来的朝鲜危机中起作用。这三个想法。无疑深深地影响了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的决策行为。
  1950年6月,和苏联比较,在核力量方面美国占有明显的优势。美国已储备了近300枚原子弹和260多架能将这些原子弹投向苏联目标的飞机。苏联在研制核武平方面还刚刚起步:10个月前爆炸了其第一个核装置,并且只有两个用原子弹打击美国的办法——或者用单程轰炸机执行任务,或者将原子弹放在商船上偷运到美国港口再实施爆炸。虽然在朝鲜战争期间,美苏两大国都急剧增加了核武库的核武器和提高了发射能力,但两国核力量的对比有利于美国,这一基本事实在1950年到1953年间并没有改变。因此,以核力量进行"第一次打击",是50年代美国核战略的核心。
  “第一次打击"的基本含义是,当同共产党国家发生武装冲突时,应在有利于美国的政治形势下,首先使用核武器,突然袭击敌人的城市工业目标,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即以先发制人的打击夺取战略主动权。由此可见,"第一次打击”实际是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同义语,是把核武器当作一柄威慑之剑来威慑对方,维持所谓"世界秩序"。
  杜鲁门总统、艾森豪威尔总统和他们的许多高级幕僚及不少美国政客都认为,美国应当充分利用自己的核优势。虽然两个总统对使用原子弹这种大规模杀伤武器所带来的道德问题,不能不有所顾忌,但是出于称霸世界的企图和对原子弹的迷信,他们仍将原子弹列入可以使用的武器的最高档次。在朝鲜战争爆发的那些日子里,他们都曾提到要使用核武器。在1950年7月上旬,五角大楼官员和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都曾推测,如果朝鲜战场局势变得即将把美国拖入绝境,那么美国最高当局将会下达使用核武器的命令。
  早在1948年,杜勒斯就主张美国在必要时要使用核武器;1952年5月,他又撰文预见艾森豪威尔当局将推行依赖核武器威慑共产党世界的"新貌"政策;1953年1月,杜勒斯出任美国国务卿,更增强了华盛顿要使用核武器来使美国摆脱朝鲜战争危机的信念。
  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政客们回想起1948—1949年柏林封锁期间,美国派遣了两个中队的B—29轰炸机去西欧的事情,想从历史上看看核优势究竟能给美国带来多大的好处。这次类似于广岛轰炸的飞行,是美国在苏联的压力面前显示决心的一种做法,即派遣去西欧的B—29轰炸机所携带的是具有强大杀伤力的原子弹。尽管在1948年夏天的时候,美国政客们对那种做法是否有助于解决柏林危机提出了疑问,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开始相信,原子武器在对敌方进行威慑时,可以成为一种"没有战争的军事力量"。他们据此类推,认为在朝鲜战争中,只要运用得当,核武器将是一种极有价值的解决危机的手段。
  1953年初,世界上发生的重大事件是美国依赖核武器威慑共产党世界的"新貌政策"的形成和亚太地区冲突的加剧,美国国防政策转向更多地依赖核武器。
  美国政府高度机密的"基本的国家安全政策"(1953年10月30日,代号NSC-1622)要求建立一种以核打击能力为基础的强大的军事态势,使美国及其盟国的部队能够迅速还击“进犯",并在核冲突中保证胜利。该文件宣称,印度支那和台湾"在战略上是如此重要,如果对它们进犯,可能会迫使美国使用军事力量进行反击"。如何进行反击呢?该文件直言不讳地宣称:“在与苏联或中国的敌对冲突中,美国认为核武器将如同其他武器一样是可以使用的。”
  在一份最高机密的总统备忘(1953年11月11日)中,艾森豪威尔总统声称:“可以认为我们正日益依赖的核武器将证明常规武器的作用大大减少了。”
  在1953年8月召开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会议上,当有人问到国务卿杜勒斯新的国防政策时,他毫不含糊地说:“要维持像欧洲和亚洲这样地区的安全,将意味着更加依赖空军和原子武器。”
  在同一会议上,阿瑟·雷德福提出,在重大冲突事件中,“美国将在战略和战术两个方面使用核武器"。
  美国海军上将1953年12月就新的安全政策向国内和国际委员会作过报告,他在公开场合就毫不讳言要依靠核武器,并认为核武器"在我们的军备中已经成为常规武器"。
  总之,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艾森豪威尔的"新貌"战略,就是完全依赖核武器的同义语,就是挥舞核武器进行恫吓和砍杀的战略。1954年,国务卿杜勒斯公开把"新貌"的要点概括为"大规模报复"。新闻界也准确无误地把新战略称为"大规模报复战略"。这一战略并没有因为朝鲜战争结束而寿终正寝。美国战略空军司令G·勒梅将军,在考虑到1954年初有可能在朝鲜交战时说:“在朝鲜没有合适的战略空投目标。然而,我们可以在中国的东北和苏联的东南部合适的地方投几颗原子弹。"白宫一份题为《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的报告中,称中国有一种可怕的力量,认为在与中国全面冲突时,"美国的力量(使用所有可以使用的武器)将给中国共产党的空军和地面装备以致命打击",并说,这样"或许会消耗掉美国原子储备的一个相当的比例"。

  2.5四次冒险杀气腾腾

  在朝鲜战争的第一年,即1950年6月至1951年6月,美军在朝鲜战场上节节失利,华盛顿被迫考虑在朝鲜半岛及其周围使用核武器的战术问题。短短一年之内,杜鲁门政府不仅是在口头上发出使用核武器的威胁,而且在实际上采取了四次使用核武器的行动,因而一连造成了四次颇为惊险的核危机。这四次核危机的头两次发生在战争初期,即1950年7月;第三次发生在同年的11月末,当时美国面临的一大难题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参战,使美国卷入了一场"完全不同的战争";第四次核危机发生在1951年4月,是四次危机中性质最严重的一次危机。虽然杜鲁门政府在每次挥舞核拳头进行出击时都由于受到种种牵制,最后又收回了罪恶的拳头,但它如何利用核威慑来同政治、军事上的对手打交道的表演,却值得仔细研究和回味。
  第一次危机:载有原子弹的轰炸机飞往英国
  1950年7月中旬的一天,美国向发动核袭击迈出了危险的一步。这一天,10架载有原子弹的B—29轰炸机从美国本土起飞,跨越大西洋,神秘地降落在英国领土的基地上。空运到这里的原子弹,是经过周密策划运送到英国来,打算用来在必要时向苏联发动核袭击的。
  朝鲜战争初期,1950年6月25日晚上,杜鲁门与他的高级顾问,在布莱尔宫举行一次重要会晤,内容就涉及到从战术上使用核武器的问题。杜鲁门问他的空军参谋长H·S·范登堡,美国能否"铲除掉"苏联设在朝鲜附近的基地。范登堡将军虽然作了肯定的答复,但是补充说那需要原子弹。
  这次会晤,促使杜鲁门向五角大楼发布命令:立即制定一项计划,内容是,如果苏联参战,如何使用原子弹对苏联进行攻击。
  可是在其后的三个星期里,杜鲁门当局又表现出举岂不定。美军入侵朝鲜时,打出的政治招牌是要"维护集体安全及保护美国在非共产主义世界中的领导地位",杜鲁门及其幕僚希望通过"占压倒优势的军事力量来获得惊人的军事成功",因此作出决定:首先要更多地从外交和政治上利用原子弹,而不是从军事上使用原子弹。
  然而战争的进程却大出杜鲁门的意料之外——不论是轰炸北朝鲜,还是封锁交通要道,都没能制止住朝鲜人民军那“骇人的毁灭力量"向南挺进。最初的几次战斗,使美军遭到惨败。"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慌了神,连忙恳求华盛顿增兵朝鲜,以便守住朝鲜半岛的顶南端。五角大楼一方面要求增兵10万,另一方面财政部则担心全面动员会带来严重的经济影响。
  1950年7月7日,杜鲁门在与他的内阁成员会见时,企图设法"让世界知道我们是说话算数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希伦科特提议让联合国支持使用原子弹,即使这样做不一定会使莫斯科约束平壤和北京。虽然杜鲁门对苏联的意图持怀疑态度,但还是倾向于要使原子弹成为手中的一张王牌。
  但是,两天以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定,既暂缓答复麦克阿瑟的增兵请求,又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关于给麦克阿瑟配备原子武器的建议搁到一边。参谋长联席会议之所以这样做,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对麦克阿瑟所作出的判断不完全相信;二是不想让朝鲜问题打破美国的"欧洲第一"的战略优先地位;三是不能肯定使用核武器是否就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当然,参谋长联席会议并没有完全拒绝麦克阿瑟的增兵要求,只是作出决定,在作出关于增兵规模的决定以前,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两个委员应去东京及朝鲜战场与麦克阿瑟会晤。
  与此同时,杜鲁门当局并没有忘记进行核威慑,而是决定用核力量来显示其要在朝鲜获胜的决心。1950年7月8日,美国战略空军司令勒梅接到命令:实施一项计划,重演1948年柏林危机时向英国派出携带核弹的B—29轰炸机,准备对苏联实施佯攻的计划。实施这一计划,在美国空军参谋长H·S·范登堡将军看来,至少可以抵销美军轰炸朝鲜毫无成效的印象;对杜鲁门来说,则是实现了他原先所表达的一个愿望——迅速制定攻击苏联的方案。
  勒梅为使他的部队尽快进入戒备状态,提议给B—29装上除了核弹裂变芯以外的核弹的一切装备。如果这一切付诸实施,并且把10架装有核弹的B—29轰炸机及其支援飞机和坦克部署在大洋彼岸的预定位置,那么对苏联进行核袭击所需要的时间就可以大为缩短。
  然而勒梅的提议并没有马上被采纳。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提议进行了修改,只是部分同意了这一提议。这样做,可能是担心引出外交上的麻烦。英国皇家空军认为,这一提议将具有"多方面的后果",而且可能会被莫斯科视为"一个不友好的行动"。因此,英国拒绝答应美国的请求,除非首先在政治和外交一级上达成协议。可是,1950年7月9日黄昏,美国空军副参谋长诺斯塔德成功地说服了英国空军的特德元帅支持修改后的提议。诺斯塔德还获得了"来自最高级别"的许可,去寻求英国总参谋部的批准。
  其后,美国务卿艾奇逊批准将这一部署当作一次显示决心的表示。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寻求英国的支持并非易事。这位国务卿对伦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感到不悦,对英国不同意美国第7舰队干涉台湾海峡也大为不满;他还担心英国会提出一项让美国从朝鲜半岛撤军的和平解决方案。虽然7月9日下午与英国大使弗兰克斯爵士举行了会谈,但国务卿对英国的疑虑并没有消失。第二天,艾奇逊致信伦敦,反对为从朝鲜撤军而付出代价,并呼吁英美两国在苏中似乎肯定要卷入朝鲜战争时,在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上保持一致。艾奇逊说,派遣B—29飞机到英国,只不过是更强调了形势的严重性,并进一步显示美国的决心以及与它最重要盟邦英国的合作。
  7月10日早上,美国驻英大使把英国首相艾德礼从内阁会议上请出来,向他递交了部署B—29的议案。艾德礼对1948年的柏林危机记忆犹新,他怀疑华盛顿方面调动B—29是故技重演,是美国有意向苏联人显示自己的实力。他确信这样做是错误的。于是,他询问:这些飞机上是否装有原子弹?驻英大使承认,它们除了没装核裂变芯外,什么东西都“有可能"携带。艾德礼不便当面拒绝美国提出的议案,便把议案带回去交给他的内阁成员讨论。内阁意见并不一致,经过一番激烈辩论,才使议案获得批准,此外还附加了一个条件:伦敦和华盛顿必须协调对外宣传口径,使得这次部署看上去纯属例行调动。
  这一附加条件并没有使杜鲁门感到为难。他的行动迅速,于7月11日正式批准了这一部署方案。实施这一方案,无疑是拿核武器作赌注,但杜鲁门有很多理由这样做。首先,B—29跨越大西洋的调动,将进一步提高驻欧洲战略力量的戒备状态。虽然当天早上出版的《纽约时报》将这次部署称为一次"正常的换防",但有见地的评论家却看透了实质,指出这次部署将在不激怒苏联的情况下,进一步提醒苏联注意到美国的核力量。其次,将装有核弹的B—29派往英国,表明美国非常重视美英联盟,强调了重新巩固美英联盟的需要。最后,杜鲁门总统还通过这次行动,使他在国内政坛中获得了一些好处,因为这样做缓和了国务院与国防部之间的矛盾,也冲淡了民主党人对他处理朝鲜事务软弱无能的批评。在这次冒险中,杜鲁门总统把核拳头举到半空中,并没有往下砸。威胁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尚未达到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地步。杜鲁门并没有打算立即使用运往英国基地的那些核武器,也没有放松对这些核弹的控制,这些核弹的可裂变芯仍然留在美国。举到空中的核拳头是否往下砸以及何时往下砸,都还是未知数,杜鲁门总统给自己留下了充分的回旋余地。
  第二次危机:威胁把可怕后果降临到北京头上
  杜鲁门在派遣携带核弹的轰炸机飞越大西洋后不到三个星期,又派遣了10架B—29轰炸机横越太平洋,降落在关岛,准备在朝鲜战场上使用核武器。这是帝国主义者首次用核武器直接威胁中国,火药味比第一次危机更浓。
  杜鲁门宣称,他是在朝鲜战场上"风云莫测和危机来临"时采取这一行动的。
  采取行动之前,杜鲁门的顾问们已反复考虑从战术上把核武器用于朝鲜战场,但在如何使用、何时使用等具体问题上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五角大楼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核武器在一般意义上的威慑价值,远远超出了它在遥远的朝鲜半岛上立即使用所能带来的好处。五角大楼作战部的高级官员则提议,让陆军参谋长柯林斯询问麦克阿瑟是否有可能在朝鲜使用核武器。美国国务院的一份研究报告却认为在朝鲜可以使用核武器,但是必须满足两个先决条件:一是莫斯科或北京已经参战,二是一旦使用核武器就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掌握核武库的美国武装力量特种武器规划委员会主任则报告说,使用核武器可以防止美国军队被朝鲜军队单独赶出朝鲜半岛。在听取了这一报告后,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新任主任保罗·尼兹提醒国务卿艾奇逊说,在朝鲜半岛,从战术上使用核武器的大门仍然是打开着的。
  然而,1950年7月份的最后一周开始的时候,这一切争论都变得毫无意义了。白宫突然感到陷入了困境,已经面临“可能不得不使用原子弹"来挽回败局的局面。在战场上,朝鲜人民军乘胜追击,将美国侵略者赶到了釜山四周的一个只有90英里长的一个狭窄区域之内。尽管麦克阿瑟将军发誓说再不会有撤退了,但在短短的五天之内,人民军又把美军和李承晚军队坚守的阵地压缩掉1/3。另一方面,美国旗图通过把第7舰队开进台湾海峡来孤立朝鲜半岛的构想,眼看成了南柯一梦。美军司令官说,他不可能在与朝鲜人民军作战的同时,又制止住中国军队的进攻。因此,当中央情报局报告说,中国两栖作战部队和伞兵部队大量集结于台湾海峡前线时,杜鲁门总统拒绝了蒋介石关于向大陆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攻击的请求;同时,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也不同意向国民党提供军事援助。在外交上,艾奇逊想让英国"同情(如果不是支持的话)台湾摆脱大陆控制"的努力,也无功而退,不了了之。
  由于担心朝鲜三八线和台湾海峡的军事分界线被打破,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提出了派遣载有核弹的轰炸机飞越太平洋的计划。当他与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将军在东京与麦克阿瑟会晤时,柯林斯并没有根据他下属的建议,提出在朝鲜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问题。但当范登堡问麦克阿瑟,如果中国军队参战,他将如何切断普通道时,麦克阿瑟毫不含糊地回答说:“只有使用原子弹",才能将中国军队困在北朝鲜!麦克阿瑟还出主意说,如果范登堡能"哄劝"上头将B—29飞机归他麦克阿瑟指挥,这件事就可以做成了。范登堡立即答应下来。
  然而,当范登堡回到华盛顿时,由于军事形势"日益恶化",使他确信事情已变得"一团糟"。于是,他修改了与麦克阿瑟商定的计划,岂不及待地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建议,把战略空军司令部的B—29轰炸机派去毁灭北朝鲜的城市。布莱德雷一开始对这一建议反应冷淡,但是在7月28日会见了三军参谋长之后,对于实施这一建议,态度变得积极了。
  一方面,布莱德雷及其幕僚出于对台湾海峡局势的高度“关注",建议批准国民党军队在那里进行"攻防行动",尽管早先杜鲁门总统曾反对那样做。另一方面,在7月29日早晨,参谋长联席会议给战略空军司令部跨越太平洋的任务组,又增派了10架载有核弹的B—29轰炸机。
  参谋长联席会议这样做,使战略空军司令部欣喜若狂。因为他们早就要求将核打击力量派往海外了他们认为,为这一行动动用美国的核力量,无疑比允许蒋介石进攻大陆来对付中国的威慑,要更为有力;同时,这一行动虽未使麦克阿瑟获得对核弹的直接控制权,这与他和范登堡参谋长商定的计划有距离,但是跨越太平洋部署B—29轰炸机,多少可以冲淡他对华盛顿的不快。
  国防部长约翰逊很快批准了增派轰炸机的计划,但他面临的一项颇为棘手的任务,是说服总统批准这一计划。在杜鲁门乘"威廉斯堡号"快艇去周末度假之前,约翰逊又在海军大院的突码头会见总统,对他陈述增派核轰炸机的理由,并就关于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与总统进行了一次激烈的辩论。三天之前,杜鲁门总统还矢口否认他曾考虑过要在朝鲜使用核武器。但是经过约翰逊的游说,总统很快改变了态度,批准了将非核部件运给关岛驻军。
  杜鲁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期望通过这一行动达到什么目的呢?实际上,他这一步棋是下给中国看的。国务卿艾奇逊的一位中国问题专家曾透露了美国驻印度大使馆在新德里"精心策划的一次泄密行为",目的是要给中国发出一个信号,警告中国说,如果中国采取军事行动,那么美国将使“可怕的后果"降临到北京头上。这就是说,艾奇逊通过新德里那个渠道,强调了华盛顿的愿望:希望中国不要参战。这次,艾奇逊又重施故技,在接到增派核轰炸机的计划被批准的通知后几个小时,便故意把消息透露给了《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于是,第二天的报纸便报道了即将进行的B—29轰炸机跨越太平洋的飞行。传媒的宣传,使这一消息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开来,变得几乎尽人皆知。
  然而中国人并没有被核讹诈所吓倒。这些B—29轰炸机也没有参加对朝鲜的轰炸,而是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之前,就迫于国际国内的种种压力而返回到了美国。在返航途中,一架可能载有核武器的飞机在旧金山附近坠毁。在B—29轰炸机返回美国本土之前,美国国务院官员曾考虑过怎样帮助空军选择中国大陆的轰炸目标。但是,中国并没有被美国显示的"决心"所吓倒,也没有改变派兵入朝参战的决心,中国人民志愿军仍然迅速向东北集结,积极准备入朝参战。由美国的核威胁所引发的第二次核危机,这时候自然也就画上了句号。
  第三次核危机:对核武器的使用"一直在积极考虑之中”
  第三次危机虽然短暂,但是比前两次更为严重。危机发生于1950年11月末。当时,中国人民志愿军不仅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而且很快打退了"联合国军"的猖狂攻势。降临于美国头上的这一"灾难",使杜鲁门惊恐万状,慌忙扬起核武器进行恫吓。他告诉记者,他将采取"一切必需的手段"来应付目前的局势,并进一步露骨地宣称,对核武器的使用"一直在积极考虑之中"。不仅如此,他还说出了一句使人极为震惊的话,说他的战场指挥官将"负责"对核武器的使用。这句话把危机推到了顶峰,犹如一石激起千重浪,使得有关国家的政治、外交活动加足马力,极度紧张地进行。
  杜鲁门的讲话,遭到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强烈反对,迫使白宫对杜鲁门的谈话不得不又作了一次"澄清"。英国首相艾德礼不满意白宫所作的"澄清",还宣布要飞往华盛顿去与杜鲁门会谈,据推测,是要去劝说杜鲁门不要扣动核扳机。四天以后,即12月4日,杜鲁门和他的高级顾问们更是忙得不可开交,很不情原地开始了一系列的首脑会晤。
  杜鲁门总统发表那一通非同寻常的讲话之后,战略空军司令部司令勒梅以为,他马上就会接到命令,让核轰炸机再次向西飞行。然而让人纳闷的是,这种命令一直没有下达。
  美国最高当局迟迟没有采取在朝鲜战场使用核武器的行动,并不是由于仁慈或良心发现,而是由于受到国际国内各种力量的牵制,而且技术上的诸多障碍,也使它无力把核弹扔向遥远的朝鲜半岛。
  首先,美军战术专家从战术效果方面考虑,认为不宜在朝鲜战场上使用核武器。因为,在中国出兵以前,朝鲜人民军呈高度隐蔽和小股分散状态,使用核武器起不到预定效果。而在中国志愿军进入朝鲜后,美军联合战略规划委员会又认为,根据中国军队的作战特点,在朝鲜战场上使用核武器只能起防御作用,而岂不到任何威慑强制的作用。因此,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告知英国首相艾德礼,除非因保护"联合国军"撤退或防止一场"巨大的军事灾难"而岂不得已时,美国"无意"在朝鲜使用核武器。
  其次,美军内部有人认为,还没有到非用核武岂不可的时候。参谋长联席会议就持有这样的见解,认为朝鲜战场的局势并没有坏到只有用核武器才能解决问题的地步。海军作战部主任舍曼甚至对麦克阿瑟报告的准确性提出了怀疑。在这种情况下,参谋长联席会议便决定派遣两名有代表性的将军去东京同麦克阿瑟会晤,一名是不赞成使用核武器的柯林斯将军,另一名是赞同使用核武器的空军情报部主任卡贝尔将军。在东京,他们发现,"联合国军"总司令对战局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尽管麦克阿瑟原先曾与他的参谋人员讨论过使用核炸弹轰炸中国目标的问题,但他现在觉得,朝鲜地面战场的形势正趋于稳定,因而建议推迟作出任何使用核武器的决定。柯林斯将军对此感到满意,而且据此公开宣称,他认为不必在朝鲜使用原子弹。
  除了军方之外,美国国务院也显示出了谨慎态度。在11月中旬,国务院的二级官员们几经考虑之后,也反对在朝鲜使用核武器。他们认为,使用核武器的代价是:打破"联合国军"的团结,失去在亚洲的面子和与中国全面开战,不良后果的代价远远超出任何军事上的利益。国务卿艾奇逊也特别害怕这些代价的后果。由于杜鲁门轻率地发表了关于使用核武器的讲话,导致艾德礼首相不请自来,匆匆赶往华盛顿,给艾奇逊造成不少麻烦。与中国共产党打交道也使他长了一点见识:原来以为中共刚刚夺取政权,羽翼未丰,对于打到自己国门口的美国人会不闻不问;后来又以为中国会被美国的原子弹恫吓所吓倒,结果证明他两次都估计错了。多次碰钉子和引起一大堆麻烦之后,他变得更加优柔寡断,再也不敢随意挥舞核武器进行恫吓了。
  杜鲁门总统发表关于可能使用核武器的讲话之后,各方面的压力使他几乎透不过气来。国会中反对意见不绝于耳,白宫行政当局不得不花大片力气息国会山中的议论。此外,杜鲁门还得承受来自"英国佬"的压力,拒绝与他们共同分享在朝鲜战争中对使用核武器的监控权。在国际国内政局的压力下,总统最终也与他的军事和外交顾问们一样,作出了在朝鲜不宜使用核武器的结论。就这样,引发危机的军事大国的头面人物好不容易捱过了1950年12月头两周的"严酷"时日,最后只好放弃考虑使用核武器的问题。朝鲜战争中的第三次核危机也就就此平息了。
  这次核危机,使华盛顿在关于朝鲜战场上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上,形成了两个基本看法。其一,认识到核武器并不能掩护"联合国军"从朝鲜撤退。这一事实使美国军方对核武器的兴趣消减了。到1951年1月底,麦克阿瑟将军甚至已经拒绝考虑关于用核武器掩护美军撤退的建议。其二,1950年12月的事件,使白宫的高级文职官员开始厌恶随意进行核威慑,但是他们并不反对用品他方法使用核武器。当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主席赛明顿坚持认为原子弹是美国的一张"政治牌"时,杜鲁门只好让艾奇逊对这种论调进行反驳,并断言原子弹是美国的一个"政治累赘",它的威吓作用只会使"我们的盟友吓死",而不会使苏联人担忧。
  但是,这并不是说,杜鲁门当局已经完全放迫使用核武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辩论的结果,就认为不应排除用其他方式更微妙、更诡秘地使用核武器。应杜鲁门的请求,中央情报局局长史密斯告诉国家安全委员会说,核优势是一种“消耗性资产",它最好是在苏联核武库还没有强大到使莫斯科也想冒一场原子战争的危险之前就加以使用。对于这种言论,杜鲁门当局没有一个人出来反驳,因此,后来仍会发生核危机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四次危机:发出报复打击的"核信息”
  第四次危机发生于1951年4月初,这是杜鲁门总统任内的最后一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核危机。当时,他面临着一个"极为严重的局势":中国军队入朝参战,给"联合国军”以沉重打击,正当"联合国军"准备跨越三八线大举进攻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准备好了一次大规模的地面攻势;此外,华盛顿又得到情报说,莫斯科已调派3个陆军师进驻满洲里,并部署了其他部队准备进攻日本。不管情报是否准确,在美国看来,朝鲜战场正处于一个"危险的转折点"。
  面对这一局势,华盛顿当局内部争论不休,美国与其盟友之间也经常唇枪舌剑,无法取得一致。美国一些外交人员对中朝是否愿意与美国进行谈判持怀疑态度;参谋长联席会议和麦克阿瑟则强调必须在朝鲜战场上占有优势,并且对中国保持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压力,只有这样,才会使战争有一个满意的谈判结局。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分歧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当华盛顿致力于发表一篇"措词恰当的总统演说"呼吁举行停战和谈时,麦克阿瑟却在东京声色俱厉地叫嚷"联合国军"将"超出其忍耐的极限"而将战火蔓延到朝鲜以外。这篇讲话无异于反对和谈和给和谈制造障碍,使杜鲁门的高级外交顾问们大为光火。可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却对麦克阿瑟采取维护态度,拒绝谴责麦克阿瑟的讲话。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消除混乱,外交顾问们不得不建议总统对他的政策进行一次"澄清",这次澄清政策的讲话,给报界的印象是"令人困惑不解"。
  麦克阿瑟那一篇慷慨激昂的好战的讲话,使杜鲁门总统处境为难,陷入了双重苦恼。一方面,英国人开始担心那个在东京的"疯狂的总督"麦克阿瑟,将把他们拖入一场"全面战争"。因此,伦敦的抗议纷至沓来:英军总参谋部拒绝让英军参加任何三八线以外的重大军事行动;英国内阁决定,要催美国给麦克阿瑟下达一个更有约束力的指令;英国下议院则将一个对麦克阿瑟表示不信任的议案提交讨论。另一方面,杜鲁门在国内的形象正变得软弱和优柔寡断,国内对他的支持进一步下降。美国新闻评论家李其曼将杜鲁门与国会的关系,说成是"国家安全的一个危险"。尽管参议院批准了杜鲁门向欧洲增派部队的要求,但是附加了许多条件,这些条件被广泛认为是侵犯了总统作为武装力量总司令的特权,标志着总统的威望大大下降。连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也认为,美国人对他们的领袖结束朝鲜战争的能力失去了信心。
  1951年4月4日,美国国务院与军方的矛盾进一步加深。"联合国军"越过了三八线;参谋长联席会议初步批准了一份反对任何在朝鲜战场停火的备忘录,想拒绝和谈,一直把仗打下去;参谋长联席会议还催促尽快准备发动对中国的空中和海上攻势。国务院则保持沉默,艾奇逊一方面想与苏联人进行措词强硬的对话,另一方面又担心这样做会得罪盟友,并丧失与莫斯科进行和谈的机会。在此期间,美国虽然策划过由第7舰队对中国南海岸进行一次突袭,但是,也因为担心这样做"太具挑衅性"而没有付诸实施。
  杜鲁门在他的顾问们争论不休的时候,岂不及待地想提高自己日渐衰落的领导声望。他甚至命令内阁行动起来,去反对被他视为是败坏他名声的运动。4月4日,他召见国会“四巨头",希望他们能够帮助告诫国会山和公众关于美军在朝鲜战场上遇到的危险。在这次会见后不久,白宫发言人雷本警告说,美国"卷入一场扩大了的战争的危险现在比1945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大"。
  但是麦克阿瑟并不理会白宫的警告。在东京,他的司令部否认有苏军集结,并宣称麦克阿瑟已被授权对苏联的任何进攻进行报复。在华盛顿,雷本的警告甚至遭到共和党人的嘲笑。来自马萨诸塞的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马丁向公众宣读了一封来自麦克阿瑟将军的信。该信称,华盛顿误解了朝鲜冲突的国际战略意义;该信还宣布,在战斗中"没有什么能代替胜利"。杜鲁门总统把这些话当作对他的严重挑战,因而开始了一系列最终导致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的活动。
  1951年4月6日,杜鲁门决定派遣载有完整原子弹的B—29轰炸机飞越太平洋。这是一项极不寻常的决定。那天早上,布莱德雷将军给总统带来了关于中国军队集结的最新报告,并告诉总统,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授权给麦克阿瑟,让他对设在中国东北和山东的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攻击,以防从这些基地起飞的飞机对"联合国军"进行大规模空袭。紧接着,杜鲁门又与中央情报局局长史密斯交换了意见,以确认敌方人员和飞机集中的情况,并考虑是否需要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然后,他又与总统顾问团会见,与他最亲密的几个助手进行交谈,讨论了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的问题,并陈述了他对防止朝鲜战争进一步升级的想法。下午3点多钟,杜鲁门最终下定了决心。他打电话给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迪思,让他立即赶到白宫来。
  当迪思走进椭圆形办公室时,杜鲁门向他描绘了一幅不祥的图画。总统告诉迪思,已经发现中国东北有大批空军飞机集中;苏联潜艇正向海参崴集结,苏军一部已开到撒哈林岛;莫斯科还可能正在准备用空军对"联合国军"来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并切断他们逃往日本基地的海上退路。为对付这一威慑,杜鲁门决定将完整的核武器和战略空军轰炸机送至太平洋彼岸,作为一支"决定性的打击力量集中使用"。考虑到使用原子弹的严重后果,眼下杜鲁门还没有把投放原子弹的权限直接交给空军。杜鲁门说,他希望不会有使用原子弹的必要,但在他真的作出任何使用原子弹的决定之前,他都必定会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原子能特别委员会协商。迪思在确信这一点之后,立即返回办公室,打电话告诉范登堡将军说,将有9枚完整的原子弹要转归空军保管。
  杜鲁门的高级军事和外交顾问们一度认为,朝鲜半岛及其周围的局势非常糟糕。因此,在杜鲁门与迪思交谈时,他的顾问们就在争取英国同意在"联合国军"遭到来自朝鲜半岛以外地方的攻击时,对那些地方实施报复性轰炸。
  4月7日,美国第99中型轰炸机联队受命携带原子弹向关岛转运。就在这时,战场局势有所变化,B—29轰炸机联队并没有依照原来的计划,飞往冲绳岛以寻找"可能的报复性打击目标",而是仍然留在关岛待命。根据原先的安排,当美军将核武器预先放置在冲绳群岛上时,这支核攻击部队的司令马上就会到任。由于原计划有所改变,即将到任的这位司令也没有飞往东京,而是仍然留在美国东部奥马哈附近的战略空军司令部。布莱德雷将军也暂停了一份由杜鲁门总统批准的指令的执行,该指令授权麦克阿瑟将军对来自朝鲜半岛以外的空袭进行报复性打击。国务卿艾奇逊一反常态,既没有立即反驳英国对华盛顿的非难,也没有压英国同意美国对东方威慑的评价。
  杜鲁门仍然坚持必须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而且以动用核武器和有条件地授权美军使用核武器的决定,迫使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得不支持对麦克阿瑟的解职决定。由于麦克阿瑟在美军中享有很高声望,参谋长联席会议一开始并不愿意解除他的职务。杜鲁门在调用核武器时,清楚地声明,他虽然不同意麦克阿瑟的那次公开讲话,但总的来说,还是接受了麦克阿瑟所制定的朝鲜战争的战略思想。杜鲁门解释说,之所以要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是因为"信任度"的问题:如果动用核武器,华盛顿绝对需要一个完全听话的战场指挥官。布莱德雷将军又用这些道理来劝说他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同事,终于促使他们在4月8日下午同意支持杜鲁门撤销麦克阿瑟职务的决定。
  开头,杜鲁门试图说服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迪思,让他对把核武器交出军方保管一事保密。但迪思提醒他说,此事必须通知参谋长联席会议及原子能委员会。杜鲁门给他出主意,劝他让康涅狄格州参议员麦克马洪去办这件事,因为麦克马洪是有关这类保密法的制定者,而且是一个比迪思在政治上更有力的发言人。但是,麦克马洪也未能做到只让参谋长联席会议及原子能委员会的几个高层领导知道此事,因为这些高层领导人中,有一个民主党人,坚持要让整个委员会知道总统的这一决定。这样,4月10日早晨,该委员会的18名成员,包括那些最尖锐地批评杜鲁门东亚政策的人,都知道了杜鲁门所进行的冒险,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次将核武器运往海外。
  4月11日晚上,杜鲁门向全国发表讲话,竭力为他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和他对朝鲜冲突的处理进行辩护。他猛烈抨击了他那难以驾驭的下属麦克阿瑟,坚持说美国扩大这场战争是"错误的,是一场悲剧性的错误"。接着,他又警告莫斯科和北京,不要对"联合国军"进行空中攻击,否则就要对由此引起的后果"承担责任"。评论家认为,他的讲话虽然没有直接提到核武器,但无疑隐含着使用核武器的威胁。
  杜鲁门没有能够通过这次讲话和其他相应的活动控制住局势的发展。在他发表讲话八天之后,麦克阿瑟将军对国会发表了一次极为激动的演说,声称参谋长联席会议赞同他的这样一个信念,即只要将朝鲜战争扩大并升级,就能带来胜利。两周之后,在参议院就解除麦克阿瑟职务举行的一次质询会上,麦克阿瑟又一次成为明星般的见证人。中国人民志愿军不但没有被杜鲁门的讲话所吓住,反而在朝鲜战场上发起了朝鲜战争爆发以来最大的一次地面攻势。
  局势的发展,使杜鲁门当局意识到,必须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来威慑和遏制对手,可是,又不敢贸然使用核武器。手里的核武器成了"弃之可惜,食之无味"的"鸡肋"。在其后的九十天里,杜鲁门当局又花样翻新,决定用三种"比较微妙和诡秘"的方式来利用原子弹。
  第一,五角大楼直接掌管这次核武器的部署,使B—29轰炸机的这次行动,显得比一般训练飞行或威慑性佯攻要更为严重。4月末,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又一轮地面攻势后,杜鲁门批准再一次将载有核弹的飞机派往战区。战略空军司令部派出了一个指挥与控制小组前往东京,并让其指挥官留在那里,协调可能进行的核攻击计划的制定。华盛顿还给麦克阿瑟的继任者李奇微将军一道指令,授权他针对来自朝鲜半岛以外的空袭进行核报复。原子弹虽然仍留在关岛,但B—29轰炸机组已把准备投弹记入飞行日志。6月初,美军侦察机超出以往的飞行范围,侵入中国东北和山东上空,收集关于空袭目标的情报。
  第二,传递"核信息"进行威胁。华盛顿向香港派去一名秘密使者,即议会私人秘书查里斯·伯顿·马歇尔,让他设法给北京发出一个"核信息"。在他起程前一天晚上,他会见了艾奇逊。艾奇逊虽然没有告诉他关于这次核部署的情况,但明确告诉他,必须含蓄地向中国发出警告。马歇尔去香港后,见到了被认为是能够传递"核信息"的几个人。他让他们向北京暗示,美国的核力量是令人不安的。马歇尔还让他们转告中国领导人,"不要误解对麦克阿瑟的解职,不要将杜鲁门当局反对麦克阿瑟扩大战争的呼吁看成是软弱或害怕的表现,美国的耐心和克制是有限度的,中国领导人应当意识到华盛顿有使中国停止发展数十年的能力"。杜鲁门当局认为,这些含蓄的语言,已经足以使中国担心美国使用原子弹。
  第三,杜鲁门当局在应付国内的政治对手时,也暗示要在亚洲使用核武器。1951年5月上旬,美国国务院公布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修改的东亚政策。除了表达方式的差异外,修改后的东亚政策的基本思想,与麦克阿瑟的想法并无实质区别。麦克阿瑟毫不隐晦地宣称要扩大战争;杜鲁门当局则拐弯抹角,说什么如果对方扩大战争,美军将采取"报复行动"。杜鲁门想通过改变表达方式,粉饰赤裸裸的好战言论,以便在政治上获得更多的支持和压制麦克阿瑟。因此,美国政府发言人在参议院作证时,不厌其烦地反复宣传"报复打击"的思想,国防部长马歇尔重复这一论调至少不下11次。如果知道杜鲁门当局已将原子弹和B—29轰炸机运往太平洋,那么,对"打击报复"的含义是什么就一目了然了。因此,对于知道内情的参议院调查委员会主席和其他4名还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原子能委员会兼职的参议员来说,白宫所宣传的"报复打击"思想并无多少新奇之处,只不过是在玩弄嫁祸于麦克阿瑟的把戏。他们对于杜鲁门当局正在操纵一场战争的表演,早已看得一清二楚。
  杜鲁门当局的这次核威胁,对中朝军队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尽管马歇尔所说的那些恫吓之词传到了北京,但美国人一直不知道中国领导人是否确知载有核武器的B—29轰炸机部署到了东亚。不管怎么样,有一点却是清楚的:朝鲜战场上的地面战斗依然照常进行。
  面对一个有备无患、不怕核威胁的国家,威胁不起作用,即使真的使用核武器也难讨到什么便宜。和这样的对手打交道,杜鲁门当局机关算尽,依然是一筹莫展。1951年6月末,B—29轰炸机和所载运的核武器,又悄无声息地撤回了美国。随着战场局势的进展,美国人随后不得不坐到谈判桌前,开始与中朝方面进行停战谈判。

  2.6"猫头鹰"瞻前顾后

  1952年12月,新当选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12月旅行中经朝鲜返回美国时,思考了他结束战争的选择。他的选择中包括使用原子弹,但因为有了杜鲁门的前车之鉴,他不得不在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上更加谨慎从事。他去了朝鲜,但有意避开与"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讨论第8—52号作战计划,因为该计划要求,在美军向朝鲜半岛中部推进的同时,在半岛内外使用核武器。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还会见了麦克阿瑟将军,但同样没有同意他关于使用核武器来孤立和隔绝中朝军队的建议。有人评论说,他在处理朝鲜战争问题时,表现得像一只瞻前顾后的"猫头鹰",而不像一只凶悍的"猎鹰"。
  然而在内心深处,艾森豪威尔仍念念不忘依靠原子弹来摆脱朝鲜战场上的困境。
  1953年初,驻朝鲜美军官员曾向艾森豪威尔正式建议,“联合国军”“应该考虑使用小型原子弹和火炮屏障……新发起的攻击应该包括对中国大陆的封锁,并允许攻击敌人的东北基地"。
  从1953年2月的第2周到5月底,艾森豪威尔授意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结束朝鲜战争的种种可能办法,其中包括在朝鲜半岛内外使用核武器的"强制性"办法。讨论的结果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在紧急情况下使用核武器的计划。艾森豪威尔明确地警告,如果停战谈判没有进展,战争可能升级,公开暗示有可能使用核武器攻击北京。他说,他的选择“是让共产党当局理解,如果缺乏满意的进展,我们打算以更大的决心,消除对核武迫使用的限制,并将不再承担对朝鲜半岛的有限攻击的承诺"。
  起后,杜勒斯又试图通过美国驻印度的使馆,设法向北京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如果板门店协议使华盛顿无法接受的话,美国就可能使用核武器。杜勒斯通知印度总理尼赫鲁说:“如果不能安排停战,美国将不再承担不使用核武器的责任。”可是,尼赫鲁拒绝向中国传递任何核威慑的信息,美国人不得不通过板门店的停战谈判,将这一信息传递给中国。
  中国官方的新闻机构,在艾森豪威尔就职演说之后不久,就接到指示,对美国计划"诉诸核战争"进行了严厉谴责。在板门店谈判时,中国外交部的声明也说,中国知道艾森豪威尔的核威胁,并已侦察到"联合国军"司令关于扩大战争的提议,包括以大量地面部队侵占朝鲜的西部狭窄地区。中国的主要观点是,面对美国的核威胁,社会主义阵营应该保持高度警惕,但是美国人民和世界公众舆论将使核战争不可能发生,美国将为这种威胁付出代价。
  中国人没有反对谈判,但在美国的讹诈面前采取了坚定的立场。中国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方面不能作出任何让步,因为任何让步都会被对方理解成懦弱的表现"。中国方面断言,"要使美方返回谈判桌,唯一的做法就是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准备"。此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动了一场修筑前线工事的运动,其中包括"前线战场的工事,反原子屏障……在山中央挖防空洞"。
  然而,这时的国际形势又有了新变化。
  1952年12月,莫斯科暗示,斯大林欢迎举行首脑会谈。
  1953年3月初,斯大林去世,美苏之间的紧张关系便有所松动。3月30日,中国宣布有条件地接受双方自愿遣返战俘的原则。
  在美国国内,在是否需要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上,意见纷纭,无法形成一致。国会山对于怎样结束朝鲜战争,令人奇怪地保持沉默;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则拒绝了克拉克将军提出的再次将载有原子弹的B—29轰炸机调往西太平洋的请求,也没有答应授权给克拉克使用核武器。
  在五角大楼内部,对怎样在朝鲜使用核武器有很大分歧,无法就第8—52号作战计划取得一致意见,国防部的官员们只好将它转交给联合战略研究委员会,希望他们研究出一个以非紧急的常规作战为基础的方案来。一个月以后,他们所提交的研究报告,也显示出各军种之间有很大的不同意见。空军和海军官员们认为,核轰炸可以产生足够大的压力来迫使中国作出妥协,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却不同意这种看法。在柯林斯看来,只有陆、海、空协同作战,才能在军事上取得打到北朝鲜或鸭绿江的胜利。诸如此类的意见分歧,使得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结束朝鲜战争之战略的讨论,不可能取得很大进展和形成一致意见。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许多次讨论,由于没有关键性的头面人物参加,因此无法形成决议。该委员会在1953年2月到5月间召开的7次讨论使用核武器之可能性的会议中,只有两次会议,艾森豪威尔总统、他的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都到齐了。5月20日,当一些高层分析家坚持认为有必要作一个关于偶然使用核武器的决议时,国务卿杜勒斯又跑到沙特阿拉伯去了。五角大楼和国务院出于各自的考虑,都只想让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一下使用核武器的问题,并不想让它作出什么决议来。
  4月8日,布莱德雷提出,"解决朝鲜问题的最好办法"是“拖延时间"。他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之所以持这样一种态度,是因为对于究竟应当怎样使用原子弹的问题,老是争论不休;同时,他们还认为,在军事上讨论在朝鲜部署原子弹之前,先应该有一个政治上的决策。布莱德雷将军还推迟让国家安全委员会考虑使用核武器的方案,一直推迟到柯林斯将军从拉丁美洲返回美国,而柯林斯将军是使用原子武器的最坚定的反对者。当这一方案最终提交给国防部长并让国家安全委员会考虑时,柯林斯却给它附加了许多前提条件。这样做,实际上排除了从战术上在朝鲜使用核武器的可能。
  美国的盟友尤其是英国对战争升级的恐惧和反对,也对美国造成牵制。
  1953年3月5日,杜勒斯告诉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爵士说,为了结束战争,可能有必要扩大战争,如果对位于"中心地带"的中国施加压力,以迫使其放弃增援印度支那和朝鲜的努力告吹,那么,在朝鲜中部地区挑起包括空中行动在内的"一起事件"的可能性就不能排除。可是,杜勒斯在离开伦敦时,仍然没有得到艾登对这一提议的明确支持。4月初,他却谈到要在不冒犯盟友的前提下,"灵巧地"解决朝鲜问题。5月初,杜勒斯获悉,伦敦方面撤回了它早先许诺的对扩大战争的支持。
  在盟友疑惑、五角大楼意见不统一的情况下,艾森豪威尔也就无法成为凶悍的"猪鹰"了。他不想让他的行政当局,在执政伊始就冒军事上的风险。因此,直到1953年3月底,他仍在考虑削减战略空军司令部的预算,并且显然对核武库中武器数量心中无数。4月28日,当一份关于在紧急情况下将核武器转归军方保管的初步方案提交给他时,他的结论是还没有任何紧迫的理由要这样做,所以就将其退回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特设原子能委员会,让他们作更进一步的研究。艾森豪威尔还限定了在朝鲜进行虚张声势活动的范围。4月28日,他见到一项关于假装在朝鲜集结一支大部队的提议,但是这项提议没有得到批准。有一种意见是把核武器转交给军队,以"形成力量和决心之印象"。但是艾森豪威尔把这种想法抛到了一边。他认为,这样做将给对方施加过大的压力,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同时还会使国内和盟国惶惶不安,以为华盛顿又要搞什么大动作了。
  艾森豪威尔玩的一个新花招是,对外宣称已将核武器转交给军队看管,并制造一些"迹象",故意表明一些核武其实际上已处在五角大楼控制之下。他得意洋洋地说,只要"略施手腕,就肯定能获得预期效果"。5月13日,他又让代理国务卿史密斯放出风声,承认扩大朝鲜战争将使北约出现分裂,而华盛顿又"急切"需要其欧洲盟友。艾森豪威尔还拒绝了副总统尼克松的一项建议,这项建议的内容是,要求在苏联核力量强大片来之前,立即采取重大行动,认为这样做对美国更为有利。
  当1953年5月20日国家安全委员会考虑朝鲜紧急核计划时,艾森豪威尔虽然批准了这个计划,但又对它的实施进行了一些限制。他意识到,由于计划包括对中国进行核打击,杜鲁门曾遇到的棘手问题——苏联对日本进行报复——很可能又转到他手上来。因此,他一方面承认发动一次快速而突然的核打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表示,他有意与苏联领导人进行首脑会晤。最后他说,现在还不到派部队去执行这一紧急计划的迫在眉睫的时候。他只是承认,"如果发生了迫使美国扩大朝鲜战争的情况",那么,需要一年时间做准备的这一紧急核计划,将"极有可能达到我们寻求的目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迫使美国坐下来与中朝两国进行谈判。为了捞到在战场上和谈判桌上都无法得到的好处,美国于1953年夏季唆使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对中国东南沿海进行登陆骚扰。国民党军队陆、海、空及伞兵1万余人,于7月15日晚从金门起航,16日5时许,分三路登陆东山岛,伞兵中队则在东山岛北部后林地区着陆。守岛的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第80团,在民兵和人民群众配合下,给来犯之敌以重大杀伤,守住了主阵地。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旧镇地区某步兵团,于当日10时30分渡海入岛参战,配合守军,迅速歼灭了国民党军队的空降兵。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广东黄冈地区某陆军师和驻福建晋江地区某陆军师,相继于当夜和17日上午抵达增援,17日上午向国民党军队展开全面反击,18日结束战斗。此次抗登陆作战,歼灭国民党军队3000余人,击落敌机1架,击沉敌登陆舰3艘,缴获各种枪支数百支,残敌狼狈逃窜。国民党军队的这次失败,使美国又输了一着棋,只得老老实实在朝鲜停战协议书上签字。
  在朝鲜停战协议签订的前夕,艾森豪威尔还授权将完整的核武器转交驻海外的美军保管。然而,这一决定看上去更像是一个长崎对苏战略,与朝鲜战争没有太大的关连。停战协议得到了交战双方的遵守。历时三年的朝鲜战争,就这样在核幽灵的几次骚扰后结束了。

  2.7美国为什么没有使用核武器?

  由于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核大国美国直接插手朝鲜战争,因而朝鲜战场上空自始至终都笼罩着核威胁的阴云。朝鲜战争虽然是一场局部战争,但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规模最大、卷入国家最多、美国最可能使用原子弹的一场局部战争。似乎没有理由认为,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不会再一次使用原子弹。然而,尽管美国在朝鲜损失惨重,伤亡巨大,大丢面子,却始终没有使用原子弹。这是什么原因呢?
  第一个原因:受"有限战争"政策的制约
  美国在日本投掷原子弹,是杜鲁门总统下的命令。在朝鲜战争中,不管他进行过多么厉害的核威胁,最终还是拒绝使用原子弹。杜鲁门自己解释说,1945年,"我们处于战争状态,为了拯救我们士兵的生命,我们必须结束战争"。那时使用原子弹,确实加速了太平洋战争的进程,而且对于原子弹的实战威力进行了一次检验。然而,朝鲜战争的情势大不相同了:在朝鲜战争中使用原子弹,不仅不能结束战争,反而会扩大战争,陷入短时间无法脱身的泥坑。美国当局在这个问题上是比较清醒的,因此在朝鲜战争中,奉行的是"有限战争"政策,这一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防止对中国的全面战争和苏联的介入。
  美国政府中的有识之士认为,苏联才是劲敌,保卫西欧、遏制共产主义,关系到美国的根本利益。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说过:“我们是在同一个不该打仗的国家、次要的对手进行战斗,真正的敌人是苏联。”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削减了部分军队,主要靠核武器来平衡东西方的军事力量。就当时美国的核力量和武装部队规模而言,虽然拥有核优势,但却无力做到:既屯兵欧洲以威慑军事强国苏联,又大规模投入朝鲜战争。如果在亚洲陷入对中国的全面战争,势必大大削弱美国的军事实力,使它在全球性对抗中丧失战胜对手的能力。杜鲁门甚至认为,朝鲜战争的爆发,是"俄国人的策略,是克里姆林宫破坏自由世界团结的计划的一部分"。考虑到这一点,美国防止朝鲜战争进一步扩大是合乎逻辑的。既要防止战争进一步扩大,又不愿意放弃侵略,这就陷入了自相矛盾的两难境地。因此,主张扩大战争的叫嚣不时可以听到,使用核武器的威胁始终存在。
  此外,中国是以"志愿军"的名义投入朝鲜战争的。种种迹象表明,中国人是比较克制的。如果美国扩大战争,轰炸中国东北的基地,封锁中国海岸甚至使用原子弹,不信邪的中国人必然不惜一切代价,与美国战斗到底。这一点美国当局是认识越来越清楚了。更危险的是,战争一旦扩大,苏联很可能主动介入,从而使战争升级为全面战争,甚至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鹿死谁手,美国没有把握,谁也不敢保证美国能稳操胜券。
  从全球范围来权衡利弊得失,美国制定并执行"有限战争"政策,必然要限制朝鲜战争。杜鲁门政府在朝鲜战争中没有使用原子弹,平原因之一,就是考虑到不能打破"有限战争"的战略。
  第二个原因:害怕陷入孤立无援的地位
  1950年11月30日,杜鲁门声称美国正在考虑使用原子弹的讲话传开,世界舆论哗然。
  西欧对于美国旗图扩大战争的动向极为不安。英、法和美国的其他大陆盟国反对扩大战争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它们刚遭受过战争和沦亡的惨祸,仍继续在从事复兴工作。如果美国对中国大陆发动攻击,那么前景只能是如下两种:或者引起大规模的战争,即使这场战争仅局限于远东,也会使美国的力量因此而转移至亚洲,使欧洲没有足够的防御力量;或者可能由于轰炸中国东北而招致苏联的干预,那时战火不可能不波及欧洲,而对于欧洲人来说,扩大战争的任何一种前景都是不能接受的。
  杜鲁门认为,使用原子弹只能由美国来作出决定,而美国的盟国则认为,"像这类重要事项不能随便代替联合国作出决定,必须事先和目前在朝鲜参与国际警察行动的成员国进行最充分的商讨"。
  杜鲁门那引人注目的讲话发表九十六小时之后,英国首相艾德礼就不邀自来地赶到美国,进行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他动身之前,曾和法国总理及外交部长进行会谈。会谈后发表的公报表明,两国政府对当前国际形势已有了普遍一致的看法。艾德礼这次来到华盛顿的身份,不仅是美国最大的盟国领导人,而且是整个西欧的发言人。他的使命是,确保在朝鲜问题上的一切决策都协商一致,从而防止美国过深地陷入朝鲜战争。欧洲人不愿意在朝鲜冒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或过多地把北约组织所属的有限力量,投入遥远的朝鲜半岛去打"消耗战"。
  丘吉尔作为反对党领袖期间,也曾说过:“……虽则远东对我们的牵制很大,但毕竟只是一个牵制而已。我们应当稳定那里的局势,越快越好。……因为决定世界命运的地方是欧洲……致命的危险也在这里。”
  英国人还认为,毛泽东政府的性质有别于其他共产党国家的政府,不能把中国看作是苏联的卫星国。英国人的有些见解不乏卓异之处。他们认识到,中共是个土生土长的党;他们取得政权,靠的是卓越的组织,坚强的意志,还有团结的愿望和明确的目标。英国人深信,假如给新中国以适当的鼓励,使之与西方进行友好交往,它的政府就可能与莫斯科断绝关系,还可以利用它抵销苏联在远东的力量。英国人断言,中国的干预,至少部分地是由美国政府不明智造成的。西方与中国之间没有基本矛盾,假如美国不跨过三八线,麦克阿瑟不发动"回家过圣诞节"的攻势,也不阻挠在朝鲜建立一个缓冲区,那么,北京本来是不会出兵朝鲜的。
  英国人在麦克阿瑟的狂妄自大、不负责任、急躁和轻率的危险性格中,看到的是大洋彼岸年轻而缺少经验的"小兄弟"的典型形象,认为这个"小兄弟"希望以自己年轻充沛的精力在世界舞台上横行霸道,而完全不考虑后果。英国人感到气恼的是,大英帝国是政治上"成熟的"强国,长崎负责处理国际事务,具有丰富的外交经验,现在居然给刚愎自用的美国当票配角来了。对于朝鲜战争,英国人和美国人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北约组织在朝鲜战争过程中,因意见分起而面临分崩离析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如果违背盟国的意愿而一意孤行,必将失去盟国的支持而陷入孤立。后来杜鲁门透露说,他最大的担心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时,美国处于没有盟国的孤立无援的地位。盟国的意见,对美国无疑起了一定的牵制作用。
  杜鲁门的声明引起的反响也很强烈。印度总理尼赫鲁描述说:“原子弹是专门用来对付亚洲的——这种感觉在迅速蔓延。"在联合国,沙特代表警告说,如果美国在朝鲜或中国使用原子弹,那么整个亚洲大陆的人民将会认为,那是白种人反对有色人种的行为,这种行为对美国与其他国家多年发展起来的关系将起破坏作用。
  美国如果对中国东北的城市进行饱和轰炸,可能会遭到批评;但若使用核武器进击这些目标,无疑会遭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并激起亚洲人强烈的反美情绪。使用原子弹和使用常规武器,在战场上所取得的效果可能是差不多的,但世界舆论的反应却大不一样。这种后果,美国政府不会没有估计到。
  第三个原因:使用原子弹在军事上也可能得不偿失
  原子弹不同于常规武器。美国政府在考虑是否选择使用原子弹时,无疑首先得权衡军事上的利弊、使用效果和可能承担的风险。反复权衡之后,大概也看出在朝鲜战争中使用原子弹,在军事上也难免得不偿失。
  如果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境内,就只能攻击朝鲜境内的战术目标,例如对方的军队和物资集结地,无疑是最适合于战术核武器攻击的目标。但这样的目标在朝鲜并不明确。因为中朝军队都很少暴露在适合于原子弹袭击的开阔地带,而是广泛疏散和隐蔽在山林中;即使在露天,他们也很少集中兵力于一地。况且,发现和查明这种集结地点,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1951年2月,"联合国军"司令部研究过在朝鲜使用核武器的问题。经过研究后发现,至少有两个问题使"联合国军"感到棘手:一是难以发现中朝的集结部队,往往在其散开后情报系统才能搞清确切的集结地点;二是在三八线附近为中朝部队最可能集结的地区,但在这个地区使用原子弹会使美军也受到伤害和波及。
  此外,朝鲜地形复杂,即使使用原子弹,其破坏作用也极为有限。一枚核弹在山谷里爆炸,对山那边敌方的军队可能触动不大。在朝鲜战争前半期,美国原子弹还不能精确打击战术目标,对对方的战术目标进行攻击,较大当量的原子弹,爆炸威力实在太大了。总之,在朝鲜对中朝军队使用原子弹,在战术上并不十分有效。
  原子弹也不能为地面部队提供有效的支援。炮兵的压制火力在地面战斗中起重要作用,它能有效地阻止敌人恢复到原来的位置上。原子弹是一次性爆炸,因此其作用就无法和炮兵的压制火力相比。有人估计,如果在紧要关头用原子弹支援地面战斗,压制敌人火力8小时,大约需要2至3枚原子弹。这样使用原子弹,不但效果太差,而且需要的原子弹数量太多,将大大减少美国核武库中核弹的贮量。同时中朝方面的军事目标较分散,用原子弹对付小型分散的目标,实在是得不偿失。
  在战略上使用原子弹,的确可以找到一些比较合适的袭击目标,如中国东北的基地、供应站等。但是,这种袭击不但把战争扩大到了朝鲜之外,势必陷入与中国进行全面战争的泥潭之中,甚至冒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而且也不能阻止中国出兵朝鲜,更不能削弱中国人继续战斗的意志和能力。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于60年代初访问中国后,颇有感慨地指出:“战争的禁律之一就是不能进攻中国,谁要是进攻就一定要大倒其霉,因为中国就像一块吸水石一样,任凭你有原子弹,有大量新式的技术装备也无济于事,必将被7亿中国人所击败。"美国当局当年不一定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但至少也感觉到了原子弹不可能使中国屈服,况且,当时中国的军用物资主要由苏联提供,袭击中国的基地和供应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第四个原因:美国的核优势受到限制
  连美国的决策者也不得不承认,当时美国的核优势受到两个方面的限制。
  一方面,原子弹数量有限,并担心遭到苏联的报复。据美国有关人士估计,1950年和1953年,苏美核力量的情况大致如下表所示:

        原子弹    核轰炸机
  1950年
  美国   292枚    250架
  苏联  10-20枚  600-700架
  1953年
  美国   1000枚   1000架
  苏联   150枚   1000架

  朝鲜战争刚开始时,美国的核贮备还不足以应付如下局面:既在欧洲遏制苏联,又用在朝鲜战争中对付朝鲜和中国。虽然在1950年4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美国的核攻击能力是充足的,包括原子弹和投掷工具都是充足的,但事实上,其核力量还不足以应付一场全面战争,只能顾此失彼:要么用于威慑苏联保卫西欧,要么用于朝鲜战场。
  战争后期,美国的核力量有大幅度增加,但苏联打击美国的核能力也不断增长。美国如果使用原子弹,就难免遭到苏联的报复。美国人认为,1951年苏联有足够的能力对美国本土进行核轰炸,只要苏联使用品核武库中半数的核武器,就会有12—14枚命中目标,至少可以造成400万人的伤亡。如果苏联对美军在朝鲜和日本的目标进行报复性攻击,其核攻击能力更是绰绰有余。
  另一方面,美国当时把核武器投放到敌方目标的能力也是有限的,或者说在使用技术上也受到了限制。尽管美国军方想在爆发一场全面战争时发动一场针对苏联的原子闪击战,但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初,美国仍然没有一架装有核武器的美国飞机部署在美国本土以外的任何地方。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决策者们估计,在缺乏前进基地和海外燃料供应的情况下,至少需要花三个月时间的轰炸,才能使莫斯科投降。到1953年,由于美国空军装备了喷气式轰炸机,建立了海外基地,又部署了经过改建的能携带核弹的航空母舰,这样,美国更快、更成功地打击苏联的可能性增强了。但是,五角大楼尚未正式掌管任何完整的原子弹,美国国务院也没有开始与外国谈判将核武器部署在它们领土上的问题,这意味着美国在朝鲜附近并没有立即可以使用的核武器。
  虽然有这些限制,但是杜鲁门总统、艾森豪威尔总统及他们的许多高级幕僚和不少美国政客都认为,美国应当利用自己的核优势。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带着结束朝鲜战争的诺言就任总统。他认为,美国"不能永远守着僵持的前线而毫无结果地遭受伤亡","山丘地带的小规模的攻击不能结束朝鲜战争",必须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军事压力,甚至准备冒更大的风险。但由于使用核武器的各种制约因素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艾森豪威尔最大的担心是,苏联空军有可能对几乎毫无设防的日本人口中心地区进行空袭。因此,尽管他声称"无论是什么理由,有关使用核武器的禁忌都必须去掉",但最后并没有改变杜鲁门的"有限战略"。
  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美国终于没有使用核武器。拥有核优势,而无法依靠它使富于斗争精神的民族、国家俯首称臣,想使用核武器又不敢用,这种两难情结确实值得回味。原子弹是万能武器吗?有了核武器就能为所欲为吗?在核时代,道义、国际舆论、国家政治等因素,对战争的胜负是否就没有影响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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