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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战略向共同安全转变

  一些分析家认为,中国采取的是“共同安全”战略,亦即中国在采取任何安全措施时都会考虑到邻国的安全,中国并不想陷入与邻国间的代价高昂的军备竞赛。
                 
  两个或者更多大国之间极少能通过谈判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中美之间在安全和武器控制方面的分歧尤其尖锐。一些安全分析家认为中国无法就这些问题和美国展开谈判,原因有三:第一,由于中国无论是在常规还是核武器上的实力都不如美国,它很难与美国展开双边谈判;第二,由于收复台湾在中国的安全战略上具有支配性地位,中国不可能签署任何有碍自身武器现代化的协定;第三,由于中国的周边基本上是美国的同盟国,它自然只能与美国开展一些能保障自身相关利益的谈判。
                 
  各种现象表明,尽管存在不少分歧,中美两国还是已经开始尝试在武器控制方面达成一致立场(尽管是以多边协议的形式)。尤其是中国,它在武器控制方面的立场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从1970年起,中国已签署了约10—20%其有资格签署的武器控制双边协议。到1996年,这一数字上升至85—90%.国际社会在武器控制方面所做的努力包括几个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常规武器控制的协议。协议内容涉及:禁止核试和核扩散、禁止生产可裂变物质、禁止使用生物武器及禁止出口导弹技术和地雷。和现在的情形截然不同的是,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在武器控制方面的态度是否定而不屑一顾的。
                 
  中国当时批评一些控制着武器的政府没有一视同仁地对待穷国和富国。
                 
  中国在安全战略上的转变使一些分析家认为,中国采取的是“共同安全”战略。中国在采取任何安全措施时都会考虑邻国的安全。换句话说,中国并不想陷入与邻国间展开代价高昂的军备竞赛的安全困境。这就是“共同安全”的来由。因为中国知道,随着自身实力的快速增强,中国与各邻国(尤其是东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差距将因此大大缩小。目前,许多东盟国家的国外直接投资已经被中国吸走。因此,如果中国继续照此进度发展,它给其它国家造成的压力将导致东南亚地区和中亚地区上演一场军备竞赛。这将使中国不得不将珍贵的资源转而用于军备生产,从而减少其用于社会和经济现代化的公共预算。
                 
  但是,这种更亲切更友好的新安全概念是如何产生的呢?据日本福冈工业大学的一位人士指出,这一概念源自以中俄为首的上海合作组织。中国在该组织首次提出了“新安全观”的说法。
                 
  该组织是建立在互信、平等和协作的一个“新安全观”基础上的地区合作新典范。
                 
  问题是,中国达到其孜孜追求的目标了吗?未必。直言不讳地说,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尤其是在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时仍然持一种现实政治观点。事实上,中国正在寻求缓解与美国这个惟一能遏制自己的国家的紧张关系,以防止双方的各种冲突演变成严重的外交风暴。后者使布什政府和国会敢于对中国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度。
                 
  中国社科院一位著名学者指出,中国认为美国在亚洲的地位仍是“美日安全联盟”。实际上,中国最担心的问题是,一旦台湾海峡发生武装冲突,日美可能联合起来进行干涉。尤其是在中国看来,战区导弹防御(TMD)系统的开发和部署意在使中国不敢发动导弹攻击。对中国军事规划最危险的局面是,台湾正努力寻求加入TMD系统。
                 
  中国不能卷入代价不菲的军备竞赛还有别的原因。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就从苏联的经验中发现,肆意沉溺于此类竞赛必将耗尽元气,因为中国的经济实力远不如美国,因此,中国只能玩一场“保险游戏”。通过这场游戏,中国正努力达到三个目的。首先,向美国的国家安全精英们提出的“中国威胁论”观点提出挑战;其次,改变美国的主要盟国们信口开河、不负责任的观点:中国有碍东亚地区安全;第三,通过与各东盟成员国签订诸如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协定之类的友好协议在该地区形成一种一致看法:中国并非地区安全的祸根,而是福星。
                 
  这三个目的合起来就可以解释为何中国要走“第三条道路”——与美国既进行合作,又展开竞争,从而巩固自己在本地区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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