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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风云乍起


  1894年,农历甲午之年,机会终于来了。朝鲜的封建王朝,积弱多年,国家日益贫困,内乱不断。是年2月,“东学道”在南部的全罗道发动了农民起义,星火燎原,势不可当。朝鲜政府几次商议从中国借兵,但顾虑到日本若借机出兵,局面会难以收拾,所以议而不决。到了6月1日,东学道攻克全罗道的首府全洲,军锋直逼汉城,京城震动。至6月3日,朝鲜政府终于下决心请求袁世凯出兵。袁世凯接到电文,立即向李鸿章请示派兵。
                 
  按照《天津条约》,中国向朝鲜派兵,则日本也可借口出兵。袁世凯对此不是不知道。但他天真地认为,即使日本以护卫使馆出兵,也不过数百名士兵而已,不至于引起大麻烦。
                 
  其实,日本一直密切关注着朝鲜局势的发展。到了6月2日,日本判断韩王必将向中国求助,连忙派人向袁世凯打探,并表示“我政府必无它意”,极力怂恿袁世凯出兵。当天夜里,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内阁会议上提出,虽然尚不清楚清政府是否派兵,但应作好迅速出兵的准备。会议据此作了出兵的决定,但表面上却不动声色。清朝驻日公使汪凤藻也被蒙蔽,在给清政府的电报中认为,日本议会正在争执不休,绝无对外生事的可能性。清政府因而下了出兵的决心。李鸿章当即命令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派济远、扬威二舰开赴仁川口,与先期到达的平远合为一小队,以观形势。
                 
  6月3日,袁世凯正式通知日本驻朝代理公使,朝鲜已正式向清政府请求派兵,6月4日,日本外相向正在本国度假的驻朝公使大鸟发出训令,要求他一旦确认清政府向朝鲜派兵时,日本应立即出兵。6月5日,日本议会通过了关于日本出兵朝鲜致中国的照会,同一天成立了战时大本营。6月6日,汪凤藻根据《天津条约》照会陆奥宗光,告知中国政府应朝鲜政府的请求,按照“我朝保护属邦旧例”,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带兵赴朝鲜剿匪,“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
                 
  6月7日,日本驻中国代理公使照会总理衙门,声明根据《天津条约》,日本将出兵朝鲜。同日,日本外务省照复汪凤藻:“查贵国照会中有‘保护属邦’之语,但帝国政府从未承认朝鲜为中国之属邦。”为“属邦”二字,双方激烈辩论。对此,李鸿章态度很坚决,电告汪凤藻:“文内‘保护属邦旧例’,前事历历可证,天下各国皆知。日本即不认朝鲜为中属,而我行我法,未便自乱其例。故不问日之认否,碍难酌改。”
                 
  清军分三批渡海,共计2465人,自6月6日下午6时起,至6月25日全部到达朝鲜牙山。同时又派了北洋水师的超勇舰前往保护,恐其力量单薄,又令在仁川港的扬威舰赴牙山,留济远、平远二舰泊仁川港。(注:牙山在朝鲜西海岸,仁川港向约南一百公里。仁川港则是汉城的门户。)
                 
  6月7日,清朝驻日公使汪凤藻急电李鸿章,告知大鸟带兵乘军舰八重山赴韩。袁世凯也电告李鸿章:“大鸟来,虑生事”。6月8日,日军开始出动,6月10日起,日本运兵船络绎到达朝鲜。大和、筑紫、赤城三舰亦泊仁川港,并派出汽艇探测牙山。至16日,日本海军共出动了松岛、吉野、千代田、八重山、筑紫、大和、高雄、赤城共八舰,载陆军约4000人、陆战队500人入朝,兵力达到赴朝清军的二倍。
                 
  6月8日,日本驻韩代理公使正式通知朝鲜,日本将派兵。朝鲜外务督办赵秉稷当即强烈要求日本停止登陆,谈判历经两个多小时,赵秉稷说得舌敝唇焦,一再要求日军停止登陆,日方则断然拒绝,声称:“贵督办虽千言万语重复其不必要,而我政府既认定其为必要,则不能听从尊说。”当天下午,赵秉稷再次正式照会日本公使,要求停止派兵,结果再次遭到拒绝。6月10日,大鸟率兵入京,朝鲜政府得知后,又赶忙派代表前往劝阻,也被大鸟拒绝。当天午后,大鸟带领海军陆战队420人,野炮4门进入汉城。
                 
  与此同时,朝鲜政府见东学党人势大,全州久攻不克,便由清剿改为招抚。太原总兵聂士成的清军先头部队910人到达牙山后,也派出一百余人带着翻译前往全州招抚。东学党人也得知了中、日出兵的消息,于是提出十二项停战条件。朝鲜政府见日本大军入境,知道大麻烦临头,希望早日平定东学党之乱,好让中日两国撤兵。6月11日朝鲜政府接受了东学党人的条件,签署了停战协定。12日,东学党人退出了全州。(注:东学党人后来并未解散,到了11月下旬,日军大举进攻,月余平定。)
                 
  朝鲜东学党之乱解救了伊藤内阁。当时由于日本经济危机,伊藤内阁岌岌可危,正出于要么内阁总辞职,要么解散议会的境地。伊藤博文已决意采取后一手段。清军出动的消息传来,内阁的紧急对策赢得了天皇和议会的认可,国内政治危机因而缓解。
                 
  6月11日,大鸟致电外相陆奥,说朝鲜局势已趋平静,出于外交考虑已失去派兵的理由,并于12日主动拜访袁世凯,开始谈判撤兵。同时,朝鲜政府先后照会了日本和中国,要求撤军。在各方外交压力下,撤军谈判开始比较顺利。
                 
  但日本政府怎肯轻易放弃这样的机会?13日陆奥复电,指示大鸟设法拖延撤军,等到政府想出对策。因此在15日继续谈判时,大鸟提出暂缓撤兵的两点理由:第一,派出大批兵力,如果什么也没干就回国,不仅极不体面,而且政府在国内难以交代;第二,不信任中国,害怕受到欺骗。
                 
  在此同时,伊藤与陆奥终于商议出了一个对策。16日陆奥约见汪凤藻,提出两点方案:第一,由中日两国共同出兵镇压叛乱;第二,叛乱平定后,中日两国共同协助朝鲜内政改革。这意味着在今后朝鲜政府中,日本将与中国取得平等的参政地位。汪凤藻当场拒绝,认为中日都不应该干涉朝鲜事务。李鸿章也指示袁世凯“任他多方恫喝,当据理驳辩勿怖”。17日李鸿章又在会见日本驻天津领事时表示“国际事务,本皆依条约及国际公法之规定外无他。日本与朝鲜缔约时,视朝鲜为独立国家。但此次陆奥氏提出之有关议案,实难以理解其有丝毫道理”,因此“绝不能同意陆奥大臣之设想”,如日本“欲强遂之,除诉武力外无他”。
                 
  李鸿章在与总理衙门商量后,6月21日电令汪凤藻照复日本:“一、韩乱告平,已不烦中国兵伐剿,两国会剿之说,自无庸议;二、善后办法,用意虽美,只可由朝鲜自行厘革。中国尚不干预其内政,日本素认朝鲜自主,尤无干预其内政之权;三、乱定撤兵,乙酉年两国所定条约俱在,此时无可更议。”
                 
  此时的日本,已不象九年前那样,用几句强硬的外交词令就能吓回去的了。进入朝鲜的日本海、陆军已占了压倒优势,因此日本也毫不示弱。6月21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继续向朝鲜派出第二批部队,并单独促成朝鲜政府的内政改革。22日,日本照复汪凤藻,强硬地表示:为了保护日本在朝鲜的利益,防止该国日后的变乱,“我断不能撤现驻朝鲜之兵”。这个照会被日本人称为“对中国的第一次绝交书”。同日陆奥电告大鸟:“中日两国之冲突,终于达到不可避免之时刻。”第二天又命令大鸟“立即向朝鲜政府提出改革建议,不必顾及朝鲜政府之听从否。”
                 
  大鸟接到训令后,决定首先向朝鲜政府出示6月6日中国给日本照会的抄件,问朝鲜是否承认“保护属邦”四字:若朝鲜回答其为主权国家,则迫其接受清兵入境是侵犯朝鲜主权的说法,朝鲜有义务及时将其驱逐出去。若朝鲜无力自行驱逐,则日本愿以武力相助;若朝鲜承认是中国的“属邦”时,则可指责其违背了日韩友好条约的规定(因为条约中日本承认朝鲜为独立国),应当为十几年来的欺骗行为向日本谢罪;又若朝鲜声称虽然自古以来被称为中国“属邦”,但内政、外交完全自主时,日本则可提出:平定内乱属于内政,指责清兵借“保护邦属”派兵是干涉朝鲜内政。不愧是资深外交家。
                 
  这个照会于6月28日向朝鲜政府发出,限29日前答覆。朝鲜一时不知所措,到了29日杳无音信。30日,日本代表上门催促,朝鲜外务督办无奈回答说:“朝鲜从来就是自主的国家,清国对我作何等称呼,系清国自己所决定,与我国无关。清兵驻在我国内,是应当时我国之邀请而来,故不能予以驱逐。”情急之中,竟巧妙地避开了这个难题。日本代表一时语塞,只得先回去报告了。
                 
  接到日本政府的“第一次绝交书”后,清政府最高层中主战空气逐渐高涨。光绪皇帝主战最力,政府核心人物户部尚书翁同和、礼部尚书李鸿藻都主张开战。6月25日,光绪皇帝谕李鸿章加紧备战。6月29日,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向李鸿章请战:“各舰齐作整备,候陆兵大队调齐,电到即率往,并力拼战,决一雌雄。”7月1日,光绪再次谕李鸿章备战。
                 
  当时,日本在外交上尚有顾虑:出兵理由不充分,对开战后列强的态度也没有完全弄清楚。7月初,大鸟听到风传清兵准备进军汉城后,非常惊慌,准备如果对方不听劝告就以武力制止。陆奥外相连忙回电说:“不可使用武力。目前英国正在两国间进行斡旋,非到万不得已时不可使用武力。”
                 
  英国在对华贸易中已处于绝对优势,不希望别国来分沾;俄国在十九世纪中叶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被英、法、土耳其联军打败,向西南的扩张宣告失败,因此把希望都寄托在东方,从1891年开始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矛头对准中日朝。正是看到英、俄两国都非常关心中日纠纷,以李鸿章、慈禧为代表的一派人,主张利用各国的矛盾,通过外交手段来牵制日本,即“以夷制夷”的方针。
                 
  但是,也是出于上述考虑,李鸿章失掉了一个争取主动的机会。6月底至7月初,叶志超、袁世凯等人先后建议适当进军,施加军事压力。如前所述,日本当时并未在外交上做好准备,增加军事压力可以给和谈创造机会。但李鸿章没有采纳,他认为军事行动会使日本找到借口。到了7月10日,驻朝清军又建议撤兵回国,以在政治上争取主动,而李鸿章又没有采取行动。
                 
  6月22日两国互致态度强硬的照会以后,中日的和谈基本上陷入僵局。在此期间,李鸿章先后于6月20日、7月1日向俄、英两国请求出面调停,两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都向日本提出过警告,但日本早有心理准备,向两国保证中日冲突不会影响他们的利益,又看准了两国又各有自己的小算盘,因而软硬兼施,说如果对方硬要干涉的话,“日本将不惜举国化为焦土拚死抵抗”。这样,两国对调停就没有了积极性。特别是俄国,刚在新疆吃了苦头,感到有必要利用日本削弱清朝的力量,不然日后自己弄起来中国也费劲。
                 
  日本加紧外交攻势。在“属邦”问题上碰壁后,7月3日大鸟向朝鲜外务督办正式提出内政改革纲领,企图干预朝鲜内政,并使日本在朝鲜享有与中国“略同”的宗主地位。朝鲜政府不敢明确向日本提出反对,不得已成立个“改革调查委员会”,企图敷衍了事。大鸟在7月10日又向朝鲜“改革调查委员会”提出具体实施方案,限期明确答复,并准备了如方案被拒绝时应采取的手段。
                 
  朝鲜政府受逼不过,7月14日朝鲜外务督办赵秉稷复函大鸟说,日本的提案违背日朝之间自主平等的和平原则,如果接受,则各国必定“纷纷恣意提出要求,则有伤朝鲜自主之体面”,还望日本撤兵为盼。
                 
  与此同时,在英国主持下,中日之间的谈判表面上也在进行。7月7日、9日,总理衙门与日本代表小村寿太郎举行了两次会晤,中国坚持两国同时撤军再谈朝鲜问题。小村认为这表明清政府缺乏诚意,愤然离席。陆奥外相得知消息,高兴地说:“该仲裁之失败,令我国在将来之行动上渐得自由,宁可为喜。”与伊藤商量后,陆奥指示小村在7月14日向清政府提出照会:“近闻驻京英国大臣顾念睦谊,甚愿日清两国言归于好,出力调停等语。但清国政府仍惟主撤兵之言,其于我政府之意毫无可依之情形。推以上所开,总而言之,清国政府有意滋事也。则非好事而何乎?嗣后因此即有不测之变,我政府不任其责!
                 
  这个照会被陆奥称为“第二次绝交书”。
                 
  当时,李鸿章仍对和平抱有一线希望,并担心“我去兵愈多,彼必愈不肯减退”,所以在行动上犹疑不决。在李鸿章按兵不动的同时,日本的陆军源源而至,到6月底已达到一万人。对此,英国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代理赫德评论说:“日本是根本没有什么正义可言的,除非借口代别人打抱不平而自己捡便宜也可以算作正义。正义完全在中国方面。但我不相信单靠正义可以成事,正象我不相信单靠一根筷子可以吃饭一样。我们必须要有第二根筷子——实力。但是,中国人却以为自己有充分的正义,并且希望能够以它来制服日本的铁拳,这种想法未免太天真了。”
                 
  日本发出“第二次绝交书”的第二天,也就是7月15日,光绪皇帝颁旨命户部尚书翁同禾、礼户部尚书李鸿藻与军机大臣及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会商朝鲜问题的对策。在16日的会议中,翁同禾、李鸿藻主张继续增加军队,而奕(匡力)等持观望态度,所以会议没有结果。光绪知道后大为震怒,严责上次办理失当,此番须加整顿,宣示主战之意,“并传懿旨亦主战”(指慈禧)。根据皇帝的旨意,当天军机处电寄李鸿章一道谕旨:
                 
  “现在倭韩情事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李鸿章身膺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著懔遵前旨,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迅筹复奏。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李鸿章接到圣旨后,开始准备增兵。同日复奏增兵计划:总兵卫汝贵率盛军马步六千人向平壤进发,马玉昆统毅军二千,由海道进军义州,与盛京将军左宝贵商量派马步八个营进平壤,会合各军,增援汉城。与叶志超商量是否由海路移师平壤,以集中兵力。若叶同意,则派丁汝昌带一部分海军战舰到朝鲜海面策应。
                 
  在此关键时刻,7月16日,英国和日本间拖延了五年之久的《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在伦敦正式签订。这个条约废除了英国以往在日本的特权,承认日本的平等地位。这使日本摆脱了最后一个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这件事明确地表明了英国对日本的支持。英国外相在签字仪式上说:“这个条约对日本来说,比打败了清国大军还更为有利。”虽然英国担心日本对中国的战争会影响其在中国的既得利益,但因为当时在远东,英、俄是最大的竞争对手,两国都不愿把日本逼到对方一边。所以,尽管他们开始都告诫日本,到后来反而争着讨好起日本来。
                 
  日本政府因此倍受鼓舞。第二天,战时大本营召开第一次御前会议,通过了向中国开战的决议。19日,海军舰队改编为战时编制:合并常备舰队、西海舰队及其它舰只,编入联合舰队,任命海军中将伊东佑亨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命其控制朝鲜西岸海面。改编后的联合舰队配制如下:
                 
  常备舰队:松岛、浪速、吉野、千代田、严岛、桥立、高千穗、秋津洲、比睿、扶桑;通讯舰:八重山;附属舰:筑紫、爱宕、摩耶、鸟海、天城;鱼雷艇:山鹰、七号艇、十二号艇、十三号艇、二十二号艇、二十三号艇;西海舰队:金刚、天龙、大岛、大和、磐城、葛城、高雄、赤城、武藏;军港警备:横须贺港:筑波、干珠;吴港:凤翔、海门、馆山;佐世保港:满珠。
                 
  海军大臣又提出,若发现清国舰队或是增援部队时,日本舰队立即开战,在外交上有无困难,陆奥果断地答称:“作为外交上的程序,没有什么问题。”大本营又根据未来海战的胜负,制定了三条作战大方针:第一,如海战获胜,夺得制海权,陆军则长驱直入,进攻北京;第二,如海战胜负未决,则陆军进占平壤,海军则维持朝鲜海峡的制海权;第三,若海战失败,则撤退朝鲜陆军,并以海军防守日本沿海。至此,日本在军事上已经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也是在7月19日,日本政府通过英国驻日公使转告清政府,如果中国派兵增援驻朝军队,应视为对日本表示敌意的行动。
                 
  7月19日,大鸟接到陆奥的电训,立即于当天向朝鲜政府提出四项强烈要求:
                 
  一、由日本自己动手架设汉城至釜山间军用电话线;二、根据日朝条约,朝鲜立即为日军建造兵营;三、驻牙山清军师出无名,应迅速令其撤退;四、废除中朝之间一切与朝鲜独立相抵触的条约和协定。
                 
  当天夜里,清政府驻朝鲜通商交涉大臣袁世凯见大局已不可挽回,悄然回国。后事留给驻汉城代办唐绍仪。
                 
  第二天,大鸟再次向朝鲜政府提出通牒,限令“22日止予以确复,倘贵政府拖延示复,则本公使自有所决意从事”。到了半夜里,大鸟再次发出照会,说中朝间一切条约均与日本国的平等地位冲突,必须加以废除。可怜朝鲜政府接到通牒,惊恐不知所措。拖延到22日,勉强复照推说:“清兵久在境内,实因我国请援而来,南匪稍平之后,已屡请其撤回而未即退,亦如贵兵之今尚住留也。方更要唐代办转请中国政府从速退兵。”大鸟接到复照,大发雷霆,立即发出最后通牒,说“贵政府如不予以满意之回答,则为保护我权利,或须用兵也未可知”。同时与大岛旅团长约定,于23日调日军入汉城,并决定无论朝鲜政府如何回答或是不回答,都要举事。
                 
  7月23日凌晨,日军按计划进入汉城,一路鸣枪放炮。大鸟亲率一个联队包围了王宫。守卫王宫的朝鲜士兵寡不敌众,被日军攻破。日军掳走国王,成立了亲日政府。
                 
  7月25日,朝鲜亲日政府宣布废除以前同清政府缔结的一切条约,并授权日军驱逐在朝清军。至此,日本终于具备了开战的所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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